我們來談談您在投資時採用的架構。您在《金融煉金術》書中首度披露了您的投資架構，先前也提到那本書是您在思想上的突破。為什麼那本書對您而言這麼重要？
那是我的畢生心血。在關鍵時刻，哲學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但最令人不解的恰恰是您的哲學，為什麼？
我的核心思想是，我們對這個自己所處世界的理解本質上就不完美。在做某項決定時，我們需要了解的各種情況其實會被自身的決定影響。人在參與某些事件時所抱持的期待，與那些事件實際產生的結果，本來就會有落差。有時候差異小到可以忽略，但其他時候會大到成為決定事件走向的重要因子。這樣的想法其實不容易講清楚。我可以用少少幾個字總結這個核心思想，其實只要2個英文單字就夠了：不完美理解（imperfect understanding）。但這2個字其實並不足以傳達完整概念，因為不完美之處不只與我們的理解有關，還關乎我們所處的情境（situation）與我們想了解的實際情況（reality）。那個實際情況會隨著我們的理解而改變，是個不斷移動的目標。一方面，實際情況會反映在一個人的思想上，也就是認知函數（cognitive function）。另一方面，那個人做出的決策又會影響實際情況。那些決策的基礎並非實際情況，而是決策者對實際情況的詮釋—我稱之為參與函數（participation function）。這2個函數的作用是反向的，某些情況下還會相互干擾。兩者之間的互動形式是一個雙向反射的回饋機制[1]（two-way reflexive feedback mechanism）。
為什麼您說它是反射的（reflexive）？
您應該聽過反身動詞（reflexive verbs）吧？它的主詞和受詞是一樣的，那是法文的特色。反射性這個字也和反映（reection）有關。不應該和本能反射混為一談。
這些您在《金融煉金術》中都提過了，是這樣吧？
《金融煉金術》對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突破，因為我成功論述了反射性（reflexivity）的概念，那個概念是我在分析市場行為的關鍵一環，但是當時的論述不夠完善。那本書一開始不怎麼成功，因為很少人了解我想傳達的訊息，我也沒有獲得預期中的知識性回饋。但還是有些令人滿意的例外，像是史丹利．朱肯米勒就是看了這本書才來找我的，我們因此而結識，還有像是保羅．都鐸．瓊斯（Paul Tudor Jones）堅持每個想到他手下工作的人都得先讀通這本書。看起來有一小群人讀懂了。
現在我是公眾人物了，這本書也開始受到重視。我會接收到一些很有價值的回饋，點出我闡述的理論有哪些弱點。現在我意識到自己某些用詞一直不夠精準，包括「反射性」這個詞。我用反射性來形容具有思維參與者（thinking participants）的事件結構，也用它來形容雙向反饋機制同時干擾事件發展與參與者觀點，並進而導致市場出現不均衡狀況（disequilibrium）的特殊情形。
前者是看待事情的方式，是一般性的理論，放諸四海皆準。後者則是一種現象，只會間歇性發生，但只要發生就會寫下歷史。
先來談談您對反射性的一般性理論
基本上，這個理論是在談思維參與者的角色，以及那位參與者的思維和他參與的事件之間的關聯性。我相信思維參與者的處境十分艱難，因為他正試圖了解一個自己也有參與行動的狀況。傳統上我們會把理解（understanding）視為被動角色，參與視為主動角色，但事實上這兩個角色會相互干擾，導致參與者不可能依據純粹或完美的知識（perfect knowledge）做出決定。
古典經濟學理論假設市場參與者在完全掌握資訊的基礎上採取行動，那項假設並不正確。參與者的觀點會影響他們所在的市場，而市場的行為也會影響參與者的觀點。參與者沒有辦法完全獲取市場資訊，因為他們的想法不斷在影響市場，市場也同時在影響他們的想法。這就讓市場行為分析變得更困難，如果完美知識的假設為真，分析起來會簡單得多。我們必須從根本上重新思考經濟理論。過去我們一直忽略經濟流程中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只要是社會科學領域，你就不能期待它產生和自然科學一樣確定的結果，經濟學也不例外。在思考思維如何形塑事件時，我們必須要採取和過去截然不同的觀點。
我們習慣把事件想成一系列的事實（facts），事實一組接一組地串起無止境的事實鏈，但如果一個情境中存在思維參與者，那條鏈就不會直接從一個事實接到另一個。而是把事實接到參與者的思維之後，再把參與者的思維連結到下一組事實。
如果我們想了解思維參與者所扮演的角色，有什麼是我們必須理解的？
我們必須了解的第1件事情，就是事件參與者思考的範疇不會只限於事實為何。他們必須把所有思維參與者的思想納入考量，包括他們自己的想法。這就會創造一種不確定性，因為現在那些參與者的思想並不會直接對應到事實，卻會成為形塑事實的推手之一。不僅沒有對應到事實，參與者的觀點與實際情勢幾乎十之八九有落差，參與者的意圖與實際結果也會有所分歧。這種分歧的狀況就是了解整體歷史演進以及特定金融市場動態的關鍵。在我看來，誤解（misconceptions）與錯誤（mistakes）在人類事務中扮演的角色，就像突變之於生物學一樣。
那就是我的核心思想，當然還有非常多的衍生理論。對其他人而言，這套理論或許不重要，對我來說卻超級無敵重要，所有其他事情都是這套核心思想的延伸。我也有注意到自己對世界的想法很多地方都和主流思想相去甚遠。
現在的主流思想是金融市場正處在均衡點（equilibrium），當然，因為市場並不完美，所以也會出現分歧的情況，但這些分歧本質上都屬於隨機漫步事件，通常會被其他隨機事件修正。這個想法的依據是對牛頓物理理論的錯誤類比。
我的想法完全不一樣。在我看來，那些分歧本來就存在於我們不完美的理解當中。參與者的觀點和實際狀況間的落差，正是金融市場的特色。有時候可以忽略，其他時候則必須把那些落差納入考慮，才有辦法真正了解事件的發展進程。
可以舉幾個金融市場中的實例嗎？
這種歧異通常會以盛／衰時序（boom／bust sequence）的形式體現出來，但也有例外。盛／衰時序不具對稱性，會慢慢加速，最後的高潮是災難性反轉。
我在《金融煉金術》中討論了幾個案例，像是1960年代的企業集團風潮、不動產投資信託（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的經典案例，還有1970年代的超級國際借貸榮景，最終導致1982年的墨西哥危機。我針對自由浮動匯率提出了一套理論，就是自由浮動的匯率通常會走向極端，不過極端狀況一般而言會比較對稱。我也討論了幾個較為複雜的例子，例如：1980年代的槓桿收購與併購潮。在上述所有例子中，都存在主流偏見與主流趨勢之間的反射性互動。重點在於那些例子某些層面上來說都非常特別。在任何事件序列中，其實都會有相當長一段時間不會出現那麼明顯的反射性互動。
在《金融煉金術》中，我這一點講得不夠清楚。我用反射性這個詞，同時形容雙向互動與允許那類互動發生的事件結構。我現在還是採用相同的說法，但希望我已經充分說明了我的觀點，也就是反射性互動是偶發的，反射性結構則是永久的。
看似正常的情況中，思維與現實之間並沒有顯著差距，也存在一些將它們拉近的力量，部分原因是人類會從經驗中學習，也有一部分是因為人類其實可以按照自己的慾望來改變並形塑社會情況。我把這種狀況稱為「接近均衡的狀況」（near-equilibrium conditions）。
但也有一些其他的情況是眾人的思維與實際情況相去甚遠，而且毫無相互靠攏的傾向。我把那些情況稱為「遠不及均衡的狀況」（far-from-equilibrium conditions）。遠不及均衡的狀況可以分為2類，第1類是動態不均衡（dynamic disequilibrium），也就是說主流偏見與主流趨勢相互加強彼此的力度，直到兩者間的差距大到引發災難性崩解。還有另一種類型是靜態不均衡（static disequilibrium），只是在金融市場上非常少見。靜態不均衡的特色是思維模式極為僵化、遵從教條，社會也非常僵化，兩者都不動如山，於是教條與現實的距離始終非常遙遠。事實上，只要現實出現改變，不管變動速度有多緩慢，教條不跟隨那些變動調整的話，思維與現實的距離就會進一步拉遠。這種狀況可能會持續非常長的時間。舉個我們耳熟能詳的例子，就像是蘇聯（Soviet Union）。相反地，蘇維埃體系（Soviet system）的解體則可以被視為動態不均衡的例子。
我們或許可以把動態與靜態不均衡想成是2個極端，接近均衡的狀況則介於兩者之間。我喜歡把這3種事態比擬為水在自然界中的3態：液態水、冰、水蒸氣。那3種狀態的特質非常不同，水在3種狀態下的反應方式也很不一樣。思維參與者也是一樣的狀況。在我們視為常態的情況下，被我稱為反射性的雙向回饋機制不是很重要，甚至可以忽略。但是當狀況開始接近或是已經達到遠不及均衡的狀況，反射性就變得非常重要，我們也會看到盛／衰時序出現。
＊作者喬治 · 索羅斯（George Soros），美籍猶太人，1930年生於匈牙利布達佩斯，現居於紐約市。集貨幣與股票投資者、基金經理人、進步主義政治及社會運動家、哲學家、慈善家等身分於一身。《彭博商業周刊》譽為「市場驅動者」，《紐約時報》推崇他為「金融界超級巨星」；他則自詡為「哲學的金融家」與「無國界的政治家」。本文選自作者著作《索羅斯談索羅斯：走在趨勢之前的傳奇投資大師》（堡壘文化）
[1] [譯註]此處索羅斯用數學函數解釋參與者的認知與現實相互影響的反射性概念。詳情可參考《金融煉金術》新版導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