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的二十週年，當中國在2001年成為世貿組織會員國時，西方政府與中國觀察家普遍預期中國將因為與國際組織及其規範密切互動而引發有意義的國內政治改革，中國政治將朝向以自由主義為基礎的民主制度而推進。然而在二十年後的今日，我們發現中共政府不僅沒有開始民主改革，反而在政治上更加保守集權，對社會與輿論實施更嚴厲更全面的監控，在對外政策上更是日益強硬、積極擴張其勢力與影響力。
中國政治在已過二十年的發展，超乎西方政府與中國問題觀察者的想像，以致於國際輿論與學術界在近幾年開始討論是否『我們把中國搞錯了』（We got China wrong）。而在同時，中國政府日益高調的鷹派對外政策（乃至於2020年興起的『戰狼式』外交風格），對周邊國家與社會造成了明顯的壓力，進而在這些國家或社會內引發了反抗中國影響力的政治制衡或社會運動。China’s Influence and the Center-Periphery Tug of War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Indo-Pacific（以下簡稱本書）即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集合了台灣與國際中國研究社群的重要學者，深入分析中國施加在周邊國家的作用力與抗衡中國影響的反作用力之間的拉鋸戰。
本書可說是2017年出版的《吊燈裡的巨蟒：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延伸。這兩本書不只作者群有所重疊，也都以地緣政治經濟概念作為解釋個案的理論基礎，強調中國的跨國政商網路與其在地協力者如何影響了一國的政經發展與外交政策。易言之，兩本著作都將研究重心置於中國實施的經濟誘因，以及隨著對中國經濟依賴而帶來的統戰效應。雖然如此，兩本著作仍然有明顯的差別。除了使用的語言不同之外，就內容架構而言，《吊燈裡的巨蟒》各章自成一格，並未採用統一的寫作架構，而本書各章則使用了同一套的內容架構，使得各章所描述的案例之間具有可比較性。其次，就內容本身而言，《吊燈裡的巨蟒》絕大部分的章節都在探討台灣內部的中國因素，可說是針對單一個案內部不同面向的分析。而本書則擴大視野，除了繼續探討中國因素在台灣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也將目光投向香港與印太區域的國家（包括東南亞、南亞、中亞、與大洋洲等四大區域國家），試圖勾勒出中國影響這些國家或社會內部政經發展的操作模式（modus operandi）。
本書承襲了當代帝國主義研究的結構論途徑，將中國與周邊國家社會的關係界定為如同帝國『中央-邊陲』的階層式關係，並以此發展出一套能夠分析中國與周邊各國關係的分析架構。本書與《吊燈裡的巨蟒》的明顯不同之處，首先在於進一步對邊陲區域各國家與社會，按其國家主權狀態進行同心圓式的分類，包括被歸類為『邊陲自治區』（peripheral autonomy）的香港與澳門，被歸類為『邊陲爭議國家』（peripheral contested state）的台灣，以及最外圍被稱之為『邊陲主權國家』（peripheral sovereign state）的東南亞、南亞、中亞、與大洋洲諸國。中國影響邊陲區域各國家與社會的方式，會因為各國主權狀態的差異而有變化。本書各章便詳細分析中國對不同類型的邊陲國家施加影響力的具體操作模式，以供讀者比較其中的異同。
本書細緻地將中國的境外影響力（extra-jurisdictional influence）區分為直接影響與間接影響。中國的直接影響機制指涉的是中國黨國機構為了影響周邊國家而投入的經濟、軍事、外交、與法律資源。在這四類型的直接影響機制當中，經濟誘因是中國直接影響周邊國家的主要手段，而這些手段主要包括向周邊國家開放中國市場、對該國至中國投資廠商提供優惠措施、對周邊國家提供各類的開發援助或進行投資設廠，鼓勵中國遊客至該國旅遊消費等。本書認為中國中央政府在2003年與香港特區政府簽訂的『內地與香港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CEPA），以及中國政府在2018年單方面向台灣社會宣佈的『惠台31項措施』便屬於中國對這兩個社會所施加的直接經濟影響機制。而中國也藉由『一帶一路』計畫向東南亞、南亞、與中亞發展中國家提供開發援助（包括財政援助與基礎設施建設援助），進而發揮對受援國的經濟影響力。當一國開始在經貿上依賴中國提供的優惠措施或開發援助，或是該國重要產業的發展開始受制於中國對外經貿政策，中國政府便能藉由這些經貿依賴關係而影響該國的經濟政策與外交政策。
而另一方面，本書作者也討論了中國對周邊國家社會的間接影響機制。所謂間接影響機制，指的是中國政府在周邊國家內部培養的在地非正式協力者網路。中國協力者（collaborators）是指那些居住在周邊國家、卻被中共官方或半官方統戰機構收買或動員的社會有力人士（influencers），特別是中國移民或華裔人士。中共運用許多方式攏絡（co-opt）他們，包括任命他們為中國各級政治協商會議委員、邀請他們參加高級別的半官方統戰活動、協助他們拓展在中國的商業利益等。藉由這些被收買的社會有力人士，中共便能間接地影響周邊國家各領域的權力精英，誘導他們做出有利於中共政府的施政決策。例如在中共直接統治的香港，雖有基本法在法律層面保障特區的高度自治，但中共在經過數十年的在地統戰工作後，已經成功建立了一套包含至少621個親共團體的在地協力運作網路，確保中共能夠有效控制香港特區重要選舉的結果，並在重大政治爭議發生時，能夠有效動員在地協力組織支持中國中央政府與親共的特區政府。在台灣，中共長年積極攏絡在中國大陸投資設廠的台商與中國國民黨內的有力人士，藉由這些在地協力網路去建立親共的非正式統戰組織（例如全國台灣同胞投資企業聯誼會與分佈中國各地的台商協會）或政策交流平台（例如俗稱國共論壇的兩岸經貿文化論壇），間接地影響台灣政府的決策以及重要選舉的結果。本書也詳細探討了中共在澳洲與紐西蘭˙所佈建的間接影響機制。中共以龐大的當地華人人口為基礎，成立眾多的統戰平台與團體（例如澳洲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澳紐各大學的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等），藉由這些非正式的統戰人際網路去接觸攏絡主流政治人物，提供誘因讓他們做出有利於中共的政策決定。
本書也系統性地描述中國周邊國家對中共各樣影響力的反制作為與其結果。面對中國日益高調的擴張企圖，周邊國家或地區的政治與社會領袖普遍擔心本地的自治權或國家主權受到中國影響力的侵蝕。這樣的集體焦慮引發了對親中勢力的反感，產生了以反中為核心思想的國族主義運動，政治與社會領袖藉由動員公民社會與運用民主制度等防衛機制去反制中國不斷擴張的影響力。香港自回歸中國統治後便多次爆發反制中國影響力的社會抗議運動，例如2012年的反國民教育運動，2014年為了爭取真普選的雨傘運動，以及2019年反對港府修訂逃犯條例的反威權運動等。台灣在同一時段也發生多起反抗中國影響力的社會運動，包括2012年的反（親中）媒體壟斷運動、2014年的反服貿運動、以及2015年的反黑箱課綱運動等。台灣社會反制中國勢力的氛圍也影響了選舉結果，使得傾向台灣獨立的民主進步黨與獨派小黨在2014年九合一選舉、2016年與2020年總統大選獲得壓倒性的勝利。
本書將中國與其他強權在周邊國家進行戰略競爭的狀況也納入其分析架構之中，形成了較之前更加完整的中國影響力全貌。中國與印太區域其他地緣強權將周邊國家視為雙方影響力相互重疊的邊陲（overlapping peripheries）。印度作為南亞的傳統強權，便對中國在該區域的勢力保持警覺，並藉由增加對不丹、尼泊爾等周邊國家的金援來制衡中國正在擴張的影響力。日本則是藉由增加對東南亞國家的投資與經濟援助而與中國在該區域爭奪勢力範圍，而俄國雖然與中國維持戰略夥伴關係，卻也相當關注中國藉由一帶一路計畫而將影響力深入中亞國家，並在中亞區域推廣不含中國在內的『歐亞經濟同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中國與美國在印太區域進行的戰略競爭，則是最為激烈的拉鋸戰，以致於國際社會開始以『新冷戰』來形容中美競爭。面對崛起的中國影響力，美國政府與國會較以往更加積極鞏固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實力，除了通過多項支持香港自治與強化台灣自衛能力的法案，更與印太地緣強權（日本、印度、與澳大利亞）建立更緊密的安全合作關係，並在川普總統任內提出了『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 FOIP）。
本書雖有以上列舉的特點，但也有若干缺憾之處。首先，本書著重強調中國對境外輸出影響力的具體作為，但並未探討那些導致中國積極輸出境外影響力的國內因素。關於這方面的討論，讀者或可參閱陳宜中主編的《大國的想望：天下主義、強國主義及其他》。其次，本書以地緣政治經濟概念作為理論基礎，因此較從唯物層面（例如經濟誘因）去描述與解釋中國境外影響力與反作用力之間的拉鋸戰。這樣的研究途徑便難免忽略非物質、無形的因素（例如集體心理、政治價值、戰略文化、反霸權理念等）在中共政府向外擴張影響力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理念因素（ideational factors）對於解釋一國的影響力是極為重要的，畢竟國家的影響力並非只涉及有形的軍事經濟實力，而是包括（而且可能更加強調）該國的政治理念與文化內涵的吸引力（也就是所謂的柔性實力）。最後，本書並未討論一個規範性的問題：當下的中國與周邊國家及社會是否能夠維持正常、不帶有統戰企圖的交往？即便有這些缺憾，本書仍然是瑕不掩瑜，不僅可以成為大專院校中國研究課程的教科書，也應當被每一位關注中國及兩岸關係的讀者所收藏並閱覽。
＊作者為中山大學政治所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