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二月的最後一天，美國務院收到一份來自台北大使館的機密電報，其內容是大使館政治參事傅嵐（Jerry Fowler）與彭明敏、衛理公會傳教士唐培禮（Milo Thornberry）與納嘉岩（Nishan J. Najarian）等人餐敘的談話紀要；彭告訴這些老美，蔣經國正與北京暗通款曲，彭的一位日本學界友人透露兩年前小蔣訪美結束取道東京返台時，曾與在日本的中共人士秘密接觸，證據確鑿，彭因而認定一旦老蔣去世，小蔣將把台灣拱手交給北京治理。
彭又說他在警備總部工作的友人透露，小蔣在內部談話中直言有四類份子足以危害其權力地位，必須嚴加監控，首先是退休軍事將領，其次是受日本教育的台籍菁英，第三是流氓幫派份子，最後一類彭說他已記不得；他還告訴眾人，未來台灣領導人將來自本土，而非海外台獨團體，儘管當時美、日各地台獨運動缺乏聯繫，看似一團亂，但海外獨派的存在依然重要，可以在意識型態上引導台灣民眾。
彭明敏成為西方理解蔣經國動態的來源
姑且不論彭的談話是否客觀無誤，他儼然已成為西方國家理解蔣經國動態的一個重要管道來源，與彭亦有接觸的英國駐淡水領事館在其政情報告裡即引述彭的意見指出，儘管國民黨仍掌控大局，然而未來若「台獨建國」蔚然成風，小蔣有可能在民族主義驅策下，接受北京所提的「自治」方案。
美方之所以重視彭明敏的見解，在於一九六六年春天《自救宣言》傳到美國後，帶給海外台獨運動極大的鼓舞，該年六月美國境內九個地區代表在費城舉行會議，決議成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當年秋天聯合國會議期間，該組織並透過主流報刊向國際社會宣傳彭的理念，此後短短兩年內，日本、加拿大與法國皆出現台獨組織，彼此於一九六九年秋天進一步整合為「台灣獨立建國聯盟」（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在台北仍遭國民黨監控的彭明敏，聲望水漲船高，成為海外獨派新的精神領袖。
此時彭本人企盼獲得國際奧援，協助他離開台灣，還曾透過一位畢業於哈佛大學的日籍友人，設法向哈佛校友、時任白宮國家安全顧問的季辛吉尋求奧援。 與此同時，彭在警總的友人私下向他示警，如台灣政局發生不穩，他與高玉樹、郭雨新將是三個最先被逮捕的台籍人士，在情治單位的黑名單上，彭已被列為國安最大的威脅來源，此訊息讓他不寒而顫，頓時興起逃亡念頭。一九七○年一月三日，彭在唐培禮、日本友人宗像隆幸（Munakata Takayuki）與阿部賢一（Abe Kenichi）等人的協助下，以阿部賢一的日本護照換上自己照片，帶上一頂男性假髮，自高雄偷渡出境，再從香港前往瑞典。受到情治單位嚴密監控的彭明敏竟能逃亡海外，消息傳開後立即引發震撼，一時之間振奮了海外的台獨勢力，也讓國府顏面無光。
歐美各國透過如彭明敏等台籍異議份子來理解兩蔣父子與他們的省籍觀，不無發生偏差之可能，然而兩蔣父子同樣也以極為有限、甚至錯誤的情報資訊來理解台灣人、台獨運動與外國勢力之間的關聯。蔣介石獲悉彭出逃後，一口咬定此乃「美國人為之，更證明美之由台灣人成立台灣獨立國以毀滅我政府之陰謀未已也」；而蔣經國更直指彭明敏出逃事件是具情報背景的美國大使馬康衛之一項「大罪行」，但美方檔案揭示，兩大情報機構中央情報局與聯邦調查局對於彭究竟如何脫逃，皆是一頭霧水，中情局還把此案描繪為一樁只有在「神秘情境」（mysterious circumstances）之下才會發生的離奇事件，並研判許多擔心人頭落地的國府情治首長，必然把矛頭指向老美在幕後指使，因為惟有將美國當作「替罪羔羊」，方能保住他們的烏紗帽。 聯邦調查局則是在該年底，案發將近一年、而且彭早已自瑞典轉往密西根大學任職後，才透過底特律機場海關人員所掌握一只來自瑞典的行李箱內，發現彭偷渡時所使用的假護照與男性假髮，進而設法拼湊起他逃離台灣的原貌。
CIA和FBI對彭明敏如何出逃皆一頭霧水
彭明敏出逃事件標誌著蔣經國過去一段時間經營與台籍人士關係的一大挫敗，但最壞局面尚未到來。一九七○年春天他應華府之邀訪美，所到之處皆有台獨社團的抗議行動，在紐約甚至發生台獨聯盟成員刺殺未遂事件，事實上在小蔣抵美之前，美安全部門早已對其即將到訪之處進行慎密評估，華府雖核准台獨團體進行和平示威，然也嚴厲要求申請人士簽字具結，確保不會發生任何意外。 然而「刺蔣案」終究還是發生了，小蔣毫不猶豫地把矛頭指向美政府，批評華府玩兩面手法，一方面熱情接待他，一方面又派台獨人士向他示威與謀刺，此時海外台獨運動確實傾向激進路線，揚言以革命手段推翻國民黨，國府駐美大使館與各地總領事館不時接獲對方的恐嚇威脅，讓台北無法不懷疑其背後必有美政府包容默許。
蔣經國剛結束訪美，國務院便開始斟酌是否向彭明敏核發入境簽證，然而此時密西根大學已向彭發出聘書，多位自由派重量級學者與聯邦參、眾議員皆向行政部門施壓，要求早日允許彭來美。 經過慎重考量後，美政府決定核發簽證，同時向台北承諾，將約束彭明敏來美後不得從事政治活動，小蔣得知此事憤怒異常，痛罵老美「卑鄙和惡毒的行為，實在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對於無法阻止美方決定，讓國政蒙羞，蔣自責甚深：「這是我的罪和我的過，可恥。」 此時準備接班的小蔣，在黨內承受一股壓力，讓他必須採取某些反制手段；該年秋天蔣主動約見美大使，告知準備對某些暗中支持台獨運動的美國在台公民「採取一些行動」，為避免雙方發生不快，特地先向美方打聲招呼，馬康衛聞後連忙表示，雖然美政府對海外公民並無約束力，但向來不樂見美國公民介入當地內政，遑論顛覆該國政府，他願意與國府密切配合，取得這些美籍人士的資訊並適時給予警告。小蔣罕見之舉令美方大吃一驚，私下回報華府坦言某些駐台記者如《紐約時報》的沙蕩（Donald H. Shapiro）與美聯社特派員普拉特（Leonard Pratt）等人，長久以來與本地台籍異議人士過從甚密，私下充當大使館耳目，馬康衛擔心這些人士的「特殊任務」一旦曝光，恐遭國府安全部門更嚴厲的監控。
美方料想不到的是，蔣經國聲稱要採取的「一些行動」，遠比想像的更加激烈；一九七一年三月初，國安局突然將唐培禮夫婦自陽明山上的台灣神學院押走，理由包括積極鼓吹台獨、主張暴力推翻國民黨、協助台獨份子製造炸彈等，並在拘禁四十八小時之後將其驅逐出境。
小蔣顯然有備而來，國安部門將一捲唐培禮與彭明敏談話的錄音帶交給美方，其內容討論如何協助彭偷渡離台，以及出逃後唐如何與彭的親友聯繫，國府還掌握唐培禮與阿部賢一討論如何將可製造火藥的氯酸鉀秘密帶進台灣等對話；這或可解釋，當衛理公會向美政府強烈抗議未能善盡保護海外僑民之責，要求向台北嚴厲交涉時，氣虛的國務院官員為何不但未予照辦，反而設法安撫衛理公會，謀求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另據美國主流報刊隨後的追蹤報導，除唐培禮夫婦外，當時至少還有五位具軍方背景的美國駐台人員，因暗中與台籍異議人士交往而遭國府驅逐出境。
戒嚴時期致力於台灣人權與民主運動的田朝明，也是七○年代美方私下積極接觸的台籍人士之一，馬康衛大使麾下的大使館政治組官員曾多次密訪田家，欲探悉台人對於台獨、自決與國府反攻大陸等議題的真實想法。然而，在台美國外交官或公民與島內異議份子暗中往來，是否即等同於美政府官方對台獨主張給予支持背書，值得進一步推敲。
美國大使館曾強烈建議協助國民黨本土化
一九七○年夏、秋之際，國務院曾對台獨以及本土化議題進行一番內部討論，美駐台北大使館大膽預測，最遲在一九八四年之際，人口佔絕大多數的本省籍將實質掌控島內政治權力，鑒於台人傾向拒絕與大陸統一，台籍菁英掌權後極可能放棄「台北代表全中國」的立場，屆時「中華民國政府」恐不復存在，而是被一個強烈認同台灣主體性的新政權所取代；為避免美政府因與國民黨交好而自絕於廣大台灣民意之外，美大使館強烈建議華府應協助國民黨走向本土化，說服當權者接受此一無可逆轉的趨勢，等到台人全面掌權後，華府應繼續與本質上已發生蛻變的台灣新政權維持密切關係。
駐台北大使館此番預測與建議，卻引來美國駐香港總領事歐斯本（David L. Osborn）強烈的質疑，他認為一旦中華民國政府消失，而華府繼續支持一個台灣主體意識所化身的新政權，恐讓美國處於險境。六○年代曾派駐台灣多年的歐斯本，不否認大多數的本省人不喜兩岸統一，甚至願意在條件允許下支持台灣獨立，如果「獨立」後的台灣能自行抵擋中共武力的進犯，則華府樂觀其成；但如果台籍人士幻想主政甚至更改國名之後，可繼續享有美方的協防保障，那麼美政府實在有責任讓台人清楚知悉美方立場，以免屆時遭受「背叛」之罵名。 最後歐斯本的意見在國務院內「勝出」，並以備忘錄總結如下：美政府基於國家利益的考量，應避免讓台籍菁英出現不切實際的幻想，認定未來一個獨立的台灣政府，或者任何不再被稱為「中華民國」政府的新政權，都將可以繼續得到來自美方的協防承諾。
當然蔣經國無從知悉華府內部有關「台獨」的政策討論，而在他主觀認知裡，美政府即是支持本省人反抗國民黨、鼓動實現台獨的幕後黑手。一九七○年底一場「大陸問題研討會」於台北召開，密西根大學中國問題專家惠廷（Allen S. Whiting）應邀與會，時為彭明敏同事的惠廷，抵台後向主辦方要求與蔣經國單獨晤談，欲解釋該校聘任彭明敏乃基於其學術資格，而非美方想要介入敏感的政治風波，但遭到婉拒。十二月二十日小蔣宴請全體與會學者，晚宴結束後惠廷不顧外交禮儀，堅持要面見蔣並說上幾句話，小蔣面有難色勉強同意，惠廷稱彭來美後行事低調，避免出席公開活動，也從未接受媒體的訪問，他代彭求情，希望台北能允許彭的妻小前往美國與他團聚。惠廷又代為轉達彭的訊息稱，他願意誠心與蔣合作，尋求國民黨與台籍人士的和解，讓一個由外省人主導的國民黨政府順利過渡到一個「由本省人與外省人共治、外省人仍居主導地位」的新政權。小蔣未置一詞，僅祝惠廷聖誕快樂後即迅速離去，但隨後透過幕僚質問惠廷的論調與彭明敏沆瀣一氣，是否彼此已套好招，在台北演一場雙簧？事後美大使館官員得知整個經過後不禁搖頭；惠廷一面宣稱彭在美僅從事學術活動，不帶政治目的，卻又替他傳話，大談本省人與外省人合作成立新政權，這讓國府當局如何相信彭沒有政治企圖？
類似惠廷的插曲，讓蔣經國很難不懷疑台獨運動背後有美方勢力介入，然而美政府面對日益強大的台獨聲浪，又是持何種立場？一九七二年二月五日台北市發生美商花旗銀行爆炸案，涉案者為《自救宣言》案另外兩名主角魏廷朝與謝聰敏，兩人遭羈押判刑後，引發美聯邦眾議員福雷瑟（Donald M. Fraser）等人強烈的關注，要求行政部門介入此案並向台北強硬交涉，卻遭到國務院拒絕。在國務院看來，最愚蠢之事莫過於讓美政府在國民黨與台獨運動兩者之間選邊站，並為這兩個陣營各自行徑扛起不必要的責任；在美官員眼中，台獨份子乃一群「真誠卻沒出息的好人」（sincere but feckless good guys），滿腦子只想把「民主」元素注入台灣的政治體制，而國民黨則是以嚴密監控的手段加上極其笨拙的公關能力，讓「台獨運動」在世人眼中看起來，彷彿比實際情況來得更加美好，同時還要承受專制獨裁與裝模作樣的罵名。 如果當時蔣經國與彭明敏知道美政府這番嘲諷評價，不知會有何反應？
＊作者為英國牛津大學東方學部博士，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美國舊金山大學環太平洋研究中心傑出訪問學者，2008年獲選為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院士。自2007年起獲聘為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2010年起出任胡佛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遠足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