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澎湖）回到台北與妻兒聚首，此時此地見面，更有一番感慨，我們將要長期流亡了。」─蔣經國日記。
「我在台灣工作生活了三十八年，也可以講，我也是台灣人了。」
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已是風中殘燭的蔣經國在總統府以茶會款待來自全台各地十二位本省籍耆老時，脫口說出「我也是台灣人」，他儼然已把台灣視為浙江奉化之外的第二故鄉。當他說出這段話時，台灣地區剛結束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令，政府決定開放黨禁、報禁，逐步自威權體制走向民主化，短短三個月後蔣又宣布開放民眾前往大陸探親，為兩岸交流奠定重要的基礎。晚年蔣經國一連串重大的決策，加上七○年代起他致力推行本土化政策，大量提拔與延攬本省籍菁英，又推動「十大建設」，加速台灣經濟起飛，這些歷史記憶，讓他在去世多年後依然在台灣民間社會享有較高的歷史評價。
蔣經國推動政治本土化工程，最終讓台灣走出威權格局，無疑是一條漫長、曲折與艱辛的道路：國府播遷來台之初，小蔣以主持國安情治的工作起步，參與「白色恐怖」政治案件，穩定國民黨在台統治；七○年代當他取代父親主掌國政之時，遭逢中華民國失去外交舞台、國民黨正當性遭受嚴重弱化、海外台獨運動與島內反威權統治的聲勢高漲，諸多因素的交錯影響，讓小蔣開啟本土化與民主化的「潘朵拉之盒」。四十年間，從壯年到老邁，蔣經國的心路歷程與轉折為何？對於他生活大半輩子的台灣與島上佔絕大多數的本省籍百姓，他的內心如何理解與認知？國際社會的壓力對他處理省籍問題、台獨、政治本土化與民主化，又扮演何種因素？
台灣─準備長期流亡的異域
一九四七年春天二二八事件引發的動亂逐漸平息後，蔣介石指派國防部長白崇禧前來台灣視察宣慰，蔣經國奉父命隨同前往，這是他生平首次接觸涉台事務。三月十七日中午時刻，白崇禧一行專機從南京飛抵台北松山機場，小蔣也在其中，自記「初來台灣，一切都感到新奇」，短短四十八小時台島初體驗的緊湊行程包括：視察三民主義青年團台北團部、召見三青團幹部學校留台校友、接受行政長官陳儀款宴、陪同白崇禧視察基隆要塞司令部等，公務之餘他參訪基隆古砲台，前往草山（今陽明山）享受溫泉沐浴，對山上百花盛開的美景盛讚不已，有感而發地稱這裡的「一草一木，都是台灣同胞的血淚」。
此時陳儀因二二八事件向蔣介石提出辭呈並獲得批准，趁蔣經國來台之際，他不斷敦促小蔣接任長官公署改組之後的首任台灣省政府主席，並急著透過小蔣向南京中央提交他所推薦的省府新人事名單。三月十九日，拗不過陳儀不斷催促，蔣臨時決定提前搭機返京，在向父親報告台灣之行時，他稱陳儀確實有心在台灣闖出一番事業，無奈手下素質參差不齊，而導致民怨一發不可收拾。對於陳儀在事件後遭各界撻伐而被迫離台，小蔣頗同情其際遇，並感慨這充分證明了「政治是不留情面的」；小蔣對於來台工作毫無意願，卻無端被捲入台灣省政府主席繼任人選的爭議，他只能自認倒楣，並以「何其不幸」來形容當時處境。
此後兩年內，中國大陸各地兵連禍結，國事如麻，處於邊陲一隅的台灣，並非蔣經國關注的焦點；到了一九四九年春，隨著國共內戰進入最後階段，國民黨統治瀕臨全面潰敗，已下野回到奉化故里的蔣介石，認真考慮將一水之隔的台灣作為最後權力的根據地，蔣經國也著手將妻小送往台北安置。四月二十日，國共和談破裂，翌日解放軍大舉渡長江，攻佔首都南京，鑒於故鄉安危已受威脅，三天後小蔣把妻子與四名子女送上一架專機，由浙江飛往台北「暫住」，他自記當天並未送行，「蓋有所不忍也」，此時蔣根本料想不到，此一「暫住」竟然就是四十年漫長歲月。送別妻小後的一個月時間裡，蔣隨侍父親往來奔波於上海與舟山群島之間，督導國軍滬杭甬保衛戰。五月十七日傍晚，兩蔣父子自舟山抵達澎湖，當晚小蔣迫不及待從澎湖飛台北與家人短暫團聚，這也是他生平二度踏上台灣本島。鑒於大陸局勢急遽惡化，台灣有可能成為小蔣一家人最後落腳處，在台北見到蔣方良後，夫妻都無限感慨，並有心理準備將在此島「長期流亡」了。
一九四九年春、夏之際，隨著兩蔣父子在台灣與澎湖停留時間益加頻繁，他們對於這塊二次戰後從日本人手中收復的陌生島嶼省份，也開始有較多近距離的觀察。五月二十五日小蔣陪同父親自馬公抵達高雄，下榻西子灣壽山上的高雄要塞司令部，此處背山面海，氣勢磅礡，四周林木茂益，百花盛開，他不禁讚嘆「如畫美景，思樂土也」，只不過一想到此刻解放軍可能已進逼故鄉奉化，祖先墓廬恐怕已被共產黨侵擾，如今他在海峽另一端的高雄目睹此美景，只覺「徒增感傷耳」。在壽山上，小蔣想到父子兩人這段時間居無定所，「來來去去，似無家可歸之人，心情不安定之甚矣。」六月中旬，父子倆前往台灣最南端的恆春半島一遊，當抵達屏東車城一帶的四重溪時，小蔣眼見此處四面環山，山中有溪流，景色與大陸江南山水甚為相似，因此心中有感而發，稱此美景「使流亡者無限故國河山之感」，在附近村落走動小坐時，他注意到恆春當地民眾「業農漁，簡樸勤勞，飲食與生活習慣與內地大不相同，有置身異域之感」。翌日清晨，他在村中散步，看見男女老少一起床就忙著工作，一股慚愧之心竟油然而生，「自問只是消費而不事生產，無異是寄生蟲。」
馬公海水浴場牆上五個大字：「中國人是豬」
初來台灣與澎湖，兩蔣父子簡直是一對來到異鄉的陌生人，在澎湖馬公逗留時，當地人聽不懂江浙口音，最後還得勞駕蔣介石開口講日語，才能與對方溝通。蔣經國陪同父親探訪各地民情之餘，不免也思考台灣的政治問題：二二八事件後，國民黨對台籍人士強力鎮壓，讓許多飽受驚嚇的本地菁英從此噤聲，不敢也不願再觸碰政治，遊歷南台灣各地時，小蔣內心焦慮：「本地人根本不願與問政治，對國事不關痛癢，大好山海，難道又將斷送吾人之手乎？」隨著國民黨在中國大陸江河日下，敏感的小蔣注意到本省人對外省人流露出鄙視的心態：佇留馬公時，看見當地海水浴場亭子裡的牆上被民眾寫下「中國人是豬」五個大字，令他既慚愧又難受。目睹日本殖民統治時的各項成就，小蔣自承為國民黨所不能及；從澎湖飛往台北與家人小聚時，座機曾短暫停留新竹機場，眼見此座日本人所建造的機場規模竟是如此龐大，他有感而發：「在台灣各地，處處可以看見日本人之用心，自問實在太慚愧了。」此類感受並非單一個案，數年後蔣經國視察嘉南大圳，面對這座當時東亞規模最大的水利工程時，他對總設計師八田與一（Hatta Yoichi）流露出欽佩之意，並把這位日本人的身世研究了一番，在日記裡寫道嘉南大圳「開始設計的時候，他是卅一歲，工程完成之時是四十一歲，此種毅力、決心和智慧，實足為青年之模範。」儘管情感上有濃厚的仇日情結，然而小蔣並不否認日治時期日人對台灣基礎建設的貢獻。
二二八事件後，一部分台籍人士開始推動以獨立建國為目標的政治運動，指標性人物如出身雲林西螺的廖文毅、廖文奎兄弟，他們於該（一九四七）年秋天在香港籌組「台灣再解放聯盟」，呼籲台灣先交聯合國託管，再由島民決定未來前途。一九五○年，廖文毅東渡日本組織「台灣民主獨立黨」，並於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在東京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自兼大統領，被奉為二次戰後台獨運動的先驅。另一部分台籍人士則把對國民黨的憤怒失望轉化為對中國共產黨的支持，他們充滿理想，滿腔熱血，願為台灣光明燦爛的前景犧牲奉獻。一九四九年前後，這批人之中有些前往大陸與中共合作，爭取「台人治台」，有些加入中共在台地下組織，進行長期抗爭，有些則轉入台灣山區進行武裝游擊戰，但不論支持台灣獨立、託管自決、或政治立場轉為「左翼」親共，五○年代眾多與國民黨政治立場迥異的台籍菁英，皆成為當局搜捕與整肅的對象。
儘管心懷憐憫，但對清共政治案件並未提出質疑
此刻國府遭到美政府拋棄，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來到台灣後再無退路，如何協助父親穩定政局，防範敵對勢力從內部進行分化，成了蔣經國首要任務；對於持不同政治立場的個人或團體，皆採高壓手段對付之，政府遷台後的前五年「白色恐怖」高峰時期，據統計高達四、五千人被處死，另有同樣數目的人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這其中確實有一部分隸屬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或其他地下秘密組織，企圖瓦解國民黨統治，然而也有眾多無辜受害者，在肅殺的政治氣氛中以「匪諜」論罪而蒙受冤枉。來到台灣後相當長一段時間裡，蔣經國對本省人的認知與觀感，無可避免會從國安業務、鞏固其父領導威信的角度出發，可以想見，他對台籍人士的印象必然無法完全正面，而且不時夾雜著猜疑與同情等複雜情緒。
爬梳蔣經國日記的內容，吾人無從知悉他在執行冷酷的政治整肅過程中，是否曾清楚辨析那些被國民黨視為「匪諜」而肅清的大批台籍人士當中，其實各有不同的政治意識、理念與認同，無法一概而論，也許在鞏固政權與穩定內部高於一切的前提下，這類問題皆屬次要。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四日，當情治機構仍在各地大肆搜捕「匪諜」之際，小蔣出席剛成立的「台灣青年文化協會」所舉辦的座談會後，他寫下感想：「在會場上聽了許多真正台灣人所講的話，在過去我們對台灣人的工作好像是在『空摸』，台灣人的不滿內地人的意見，是值得注意、反省和警惕的，總之我們離開群眾太遠了，亦可以說離開生活太遠了。」
雖然蔣私下承認政府對本省人的瞭解不夠，但在當時政治氛圍下，除了繼續雷厲貫徹清共、肅共政策外，他鮮有其他選擇。該年夏天國府破獲蔡堯山組織案、古瑞明案、金瓜山地下組織案、桃園「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等政治案件，數百人遭逮捕與槍決，絕大多數是台籍青年，小蔣感慨：「最近所破獲的匪諜多是年輕的台灣人，為這批青年而非常可惜，他們可能是為了救國的一般熱情，而結果走入歧途，我們未能教育他們，不能不說應負責任。」縱使蔣經國心理上憐憫這些台籍青年，然而他顯然並未對國府執行這些政治案件的合理性提出質疑。
＊作者為英國牛津大學東方學部博士，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美國舊金山大學環太平洋研究中心傑出訪問學者，2008年獲選為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院士。自2007年起獲聘為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2010年起出任胡佛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遠足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