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產階級社會長大。從各種意義看，它不平等：大公司執行長的平均薪資是一般勞工的約20倍。但有一種普遍的感覺是，除了那些極少數人外，其他人都生活在相同的物質世界。
那種情況已不復可見。現在的執行長薪資是一般勞工的300倍。其他高所得族群的薪資也大幅增加，但過去40年來，一般勞工的薪資在調整通貨膨脹後只見小幅增長，或者紋風不動。
美國的傾斜
美國的傾斜—愈來愈大比例的所得轉移到一小群菁英—到了1980年代末已明顯可見。對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來說，這似乎是壞事。這不僅意謂一般家庭未能分享經濟的進步，而且意謂我們生活在一個共享社會的感覺逐漸淪喪。所以有人可能期待社會嚴肅地討論這種不平等加劇的背後力量，以及可以怎麼做以扭轉這個趨勢。
今日確實已經有許多嚴肅的學術研究探討不平等的原因和結果，可想而知，這也引起殭屍們的群起圍攻。畢竟，承認不平等大幅上升可能導致我們想辦法解決它。因此，幾乎從一開始就有某種否認不平等的產業—有點類似否認氣候變遷的產業—宣稱不平等並沒有真的上升，或者它無關緊要。
有一個較微妙的問題多年來充斥著不平等的討論，它牽涉3個廣為散播的誤解。第1個是不平等上升主要是受較高教育的勞工生活比受較少教育者好，而不是受較高教育者中的一小群人把所有其他人遠遠甩在後面。
第2個是一種有時候不是出於善意的頑固說法，即藍領勞工的所得減少反映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如家庭價值沒落。我們看到美國勞工階級社會地位下跌的表徵是機會減少的結果，而非原因。
第3個是一切都是科技惹的禍，知識產業的成長需要高教育勞工，或機器人取代所有的勞工。原則上這可能是真的，但正如我在〈別把低薪資怪在機器人頭上〉裡談論的，證據顯示科技與不平等上升的關係遠比許多人想像的小，權力關係的影響大得多。
別把低薪資怪在機器人頭上 2019年3月14日
有一天我發現自己在一場會議中討論薪資落後和不平等激升（正如我常做的那樣）。會中有許多有趣的討論，但引起我興趣的一件事，是有多少與會者直接假設機器人是問題的一大主因—機器人搶走了許多好工作，甚至所有種類的工作。有許多時候，這一點甚至不是以一個假設被提到，而是當作每個人都知道。
而這個假設對政策討論卻有實質的影響。例如，許多有關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的熱烈討論，是基於相信隨著機器人末日降臨，工作將變得愈來愈稀少。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指出：每個人都知道的那件事並不是事實，似乎是個好主意。預測很難，尤其是有關未來的預測，而且也許機器人總有一天真的會取代我們所有的工作。但自動化並不是過去40年影響美國勞工因素中的重要部分。
我們確實有一個大問題—但它與科技只有很小的關係，與政治和權力則有很大的關係。
讓我們後退一會兒，並且問：機器人到底是什麼？顯然機器人不一定看起來像C-3PO（電影《星際大戰》中的機器人角色），或者到處滾動著說「消滅！消滅！」。從經濟的觀點看，機器人是泛指使用科技來取代以前人類做的工作。
而從這個定義來看，機器人已改造我們的經濟好幾個世紀。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李嘉圖（David Ricardo）1821年就曾寫過機器的破壞效應！
今日，當人們談論機器人末日時，他們通常不會想到露天採礦和炸開山頭採礦，但這些技術絕對改變了煤礦開採：煤產量從1950年到2000年幾乎增加1倍（直到幾年前才開始減少），但煤礦工人的數量從47萬人減少至不到8萬人。
再想想船運貨櫃化。碼頭工人過去是主要港口城市風景的一大部分，但雖然全球貿易從1970年代起直上雲霄，美國從事「海運貨物處理」的勞工比率卻減少了3分之2。
所以，科技破壞不是新現象。儘管如此，它正在加速嗎？根據資料顯示並沒有。如果機器人真的正在大量取代勞工，我們會預期看到剩下的勞工平均製造的產品數量—勞動生產力—大幅增加。事實上，生產力從19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代中期成長的速度比後來還快很多。
所以科技變遷是一則老故事。新奇的是，勞工未能分享到科技變遷的果實。
我不是說應付變遷是容易的事。煤業僱用的勞工減少對許多家庭造成破壞的效應，而過去煤鄉的許多光景也一去不復返。港口城市的人力工作流失當然是70和80年代都市社會危機的原因之一。
雖然科技進步向來會有一些受害者，但直到1970年代生產力成長才轉化成絕大多數勞工的薪資增加。然後這個關聯性被打破了，而且打破它的不是機器人。
打破它的是誰？愈來愈多、但並非全部的經濟學家皆有一個共識，即薪資停滯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勞工的談判權式微—而其根源則完全是政治。
最顯著的是，在過去半世紀，聯邦最低工資在調整通膨因素後下跌了3分之1，即使勞工的生產力增加了150％。這種背離是純粹、完全政治性的。
在1973年私人部門的勞工加入工會的比率占4分之1，現在只占6％。工會的沒落表面上可能不是政治性的，但其他國家沒有看到類似的沒落。加拿大現在的工會化程度和1973年的美國一樣；在北歐國家，工會會員占勞動力比例高達3分之2。讓美國成為例外的是，一個對勞工組織充滿敵意和對打壓工會的僱主友善的政治環境。
而工會的沒落造成極大的差別。想想卡車司機的例子，過去這是一個好工作，但現在的薪資比1970年代少了3分之1，而且工作條件極為糟糕。為什麼有這種差別？去工會化是很大的原因。
而這些可以輕易量化的因素，只是我們的政治中長期的、全面的反勞工偏見的幾個指標。
這帶我回到為什麼我們談論這麼多有關機器人的問題。我認為答案是，這是轉移注意力的伎倆—一種避免面對我們的體系被操縱成不利於勞工的方法之一，類似於談論「技術缺口」是把注意力從造成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壞政策轉移開的方法。
而特別是進步主義者不應該落入這種膚淺的宿命論陷阱。美國的勞工有能力且應該獲得遠比現在好的待遇。而探究他們未能獲得好待遇的原因，過錯不在我們的機器人，而在於我們的政治領導人。
＊作者為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教授，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也是《紐約時報》最受歡迎的專欄主筆、《時代雜誌》評鑑最佳的財經部落格作家。本文摘自其新書《克魯曼戰殭屍》（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