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循道會傳教士丁克生（S. H. Dixon）指出，儒家傳統崩解後，中國經歷了社會、政治及思想上的劇變，舊有的價值被全面解構，共產主義恰好提供了一套全面而簡捷的答題，填補了「思想真空」。
英國浸信會傳教士海維德（Victor E. W. Hayward）認為，20世紀中國歷史的發展，特別是半個世紀面對內憂外患的衝擊，促使中國走上社會革命的道路。對知識分子和學生而言，革命是唯一的希望。共產政權得以成立，不是由於中國人投向共產主義；而是中國需要革命，唯有中共能領導革命。
基督會傳教士、金陵大學教授貝德士（M. Searle Bates）相信，由於國民黨政權無法回應人民對有效率政府及現代化的訴求，因而步向潰敗。
英國循道會傳教士甘施禮（Leonard Constantine）認為，針對廣大農村的農民，共產運動的「解放」甚具吸引；至於知識分子及青年學生方面，共產革命則提供了救國的可行出路。中共的理想主義，特別是其對社會公義與和平的追求，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中國不僅號召建立新社會，更宣稱能夠打造「新人」。
共產主義的成功，毫無疑問等同於基督教的失敗——基督教失去了中國，因為基督教未能向處於困境中的中國給出一整套的「基督教答案」。西方傳教士和中國基督徒，無論是自由派還是基要派，均未能建構起整全性的清教徒的觀念秩序及心靈和精神秩序，他們信奉的基督教，是摻水的基督教、扭曲的基督教、支離破碎的基督教。
在英美的歷史與傳統中，清教徒鮮活剛勁的信仰，既可建立國家（美國），又可建立文明（英美文明），基督教宛如混凝土，可以建築摩天大樓。但是，到了中國，基督教卻在漫長的「中國化」過程中，蛻變成與建構國家和建構文明無關的「民間宗教」和「心靈雞湯」。若是太平盛世，這種退化的基督教自可充當日常生活的「點綴」；但在王綱解紐、歷史轉型之際，此種未能與英美路徑及自由尊嚴、憲政共和等價值融會貫通的基督教，很快就在與作為「類宗教」的共產主義的較量中敗下陣來。
華語教會和華語社會如何走自己的「天路歷程」？
本書第五章也是最後一章，探討未來中國現代轉型成功的可能性：華語教會和華語知識分子能否接受清教徒觀念秩序和英美保守主義政治哲學，並將其踐行出來，是此一人類歷史上規模最為宏大的社會轉型成敗的關鍵所在。
這本書是我向《河殤》、《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和《前車可鑒》致敬的作品。
這本書是「福音版的《河殤》」。1989年，還在上初中的我，深夜與父母一起觀看電視政論片《河殤》，如被雷電擊中。蘇曉康説：「我們不能改變自己皮膚的顔色，就像我們不能改變黃河的顔色一樣。然而，我們卻必須重建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這將是一項極為艱巨複雜的文化—哲學的系統工程。」《河殤》那一代人看到了海洋文明、蔚藍色文明是中國的希望，但只是朦朦朧朧地倡導西化，來不及細細甄別「此西方」與「彼西方」之不同。作為後來者的我，如果沿著《河殤》往前走一步，就是明確指出「清教徒觀念秩序和英美傳統是西方文明之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