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對美國精神作出最深刻闡釋的兩位思想家都不是美國人，他們是英國人埃德蒙·伯克和法國人托克維爾。伯克為美洲殖民地的反抗者辯護，而被主張強硬鎮壓的英國英國人稱為「親美派」。伯克在議會發表演講自我辯護說，與其說他「親美」，不如說他「親自由」，他認為美洲人民與英國人民分享同樣的普通法傳統和憲制。
伯克進而指出，美洲人深入骨髓的特質是清教徒，是「異見派中的異見派」，是「清教徒中的清教徒」：殖民者離開英國之際，正是這精神高熾之時，而見之於移民者身上的，又最為高熾；外國的移民之流，固然不停地匯入這些殖民地裡，但其中的大部分，卻是持異見於各自國家之權威的人；他們隨身而來的氣質、性格和與他們融合在一起的人民的氣質和性格，幾無不同。
若用托克維爾的說法就是：「美國人既把自由視為獲得幸福的最佳工具，又把它視為獲得幸福的最大保障。他們既熱愛自由，又愛幸福。因此，他們從來不認為參加公共事務是分外的事。恰恰相反，他們相信自己的主要活動要有一個政府來保護：這個政府既能使他們得到所希望的財富，又不妨礙他們平平安安地享用得到的財富。」
這就是中國人最陌生的、也是最需要的清教徒觀念秩序及精神、心靈秩序。
為什麼1807年被1917年超越？
本書第四章由中國近代史進入基督教入華史——1807年第一位新教傳教士馬禮遜入華，是比1840年的所謂「鴉片戰爭」更重要的精神事件。
200多年來，基督教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廢除女子纏足陋習、促進男女平等、創辦新式報刊、開創西式醫療機構和從幼稚園到大學的近代教育體系、和合本聖經在「五四」運動之前就引領白話文風潮……但是，基督教並未改變中國最深層次的觀念秩序，基督教的傳播激起了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和非基督教運動等三次強烈反彈。而更兇惡的敵人出現在教會內部：孫文、蔣介石和馮玉祥三個偽基督徒毀滅了民國、也毀滅了共和之路。由此，中國進入從毛澤東到習近平的邪惡的偶像崇拜的歧途。
2021年是中共建黨100週年，中共大張旗鼓予以慶祝。1921年，在浙江嘉興南湖一艘木船上的中共一大，咋一看宛如兒戲：當選的總書記陳獨秀根本沒有出席，參與者是15名沒有社會地位和影響力的「無根青年」。但短短28年之後，中共居然發動暴力革命，攫取人心，進而攫取政權，不能不說是一大奇跡。
其實，比1921年更重要的年份是1917年，即毛澤東所說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也即中共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所說的，「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吾人對於俄羅斯今日之事變，惟有翹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傾耳以迎其建於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羅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適應此世界的新潮流」。在此意義上，是1807年被1917年趕超——來得早，不如來得巧，比基督新教進入中國晚了110年的共產主義，居然成功「彎道超車」，勃發出遠超基督教和英美路徑更大的吸引力，最後大權在握、將基督教趕出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