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新冠大流行進入下一階段，強國不斷地推出有效疫苗，世人熱切地渴望恢復正常狀態，各種議題被熱烈討論。在各國是否應發行「疫苗護照」(疫苗接種證書)來減少對國民及外國入境者的公共衛生限制，討論更加激烈。美國白宮發言人莎奇（Jen Psaki）6日表示，美國政府不會簽發所謂的「疫苗護照」，並指出「華府想保障美國人的隱私，不希望疫苗護照被用做不公平對待國民的系統」。她同時說，政府現在和未來都不會支持需要美國人攜帶認證的制度，也不會「由聯邦要求所有人索取單一的疫苗認證」。
大家都非得向美國疫苗公司「留下買路財」嗎？
我們所知的「護照」，是國家認證的個人身分，是國際間互信的身分文件；「疫苗護照」則是由疫苗商人「認證」，只憑疫苗公司自吹法螺，況且新冠不斷地變種，疫苗還在繼續修訂版本，打了這一劑沒打下一劑，這樣的認證算數嗎？除此，還有國與國之間的仇恨、歧視、互不信任，意識形態高於一切等更複雜的矛盾情結。比如，中國大陸人民，拿著施打中國疫苗的「護照」來台灣，認為阿共是邪惡國家的民進黨政府會放行嗎？如果大家都只信任美國疫苗，是不是就等於全球旅行者，除了出示本國護照，還要加一本「美國護照」(英國AZ疫苗有多國不採信)？這是甚麼玩意兒？莫非美國疫苗公司要變成「聯合國」，大家想出門，都得向他「留下買路財」才能放行？
有條件地開放「禁足令」基本是合理的
美國拜登政府、英國政府和歐盟目前正在考慮發行「疫苗護照」的可行性；澳大利亞、丹麥和瑞典已承諾實施；以色列的人均疫苗接種率居世界之首，國家已經向接種疫苗的居民發放「綠色通行證」（green passes ）。儘管迄今為止，怎樣快速恢復正常的國際旅行一直是主要重點，但使用類似「疫苗護照」來規範國內社交和娛樂聚會、工作場所或學校的出入口似乎更影響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以色列就已經在國內執行「綠色通行證」允許人們進入其他受限制的地點，例如旅館。
這些計劃的核心理由是，限制自由和控管社會活動的公共衛生規範，不應該把全民都禁錮起來，而應針對可驗證的風險量身定制，有條件地開放「禁足令」基本是合理的。總的來說，這種規範不是一個有爭議的目標，反而長期以來，它一直是人權和公共衛生實踐的中心原則。當嚴格的限制，廣泛的公眾輿論需要放鬆時，當放鬆限制的設計是針對於某些可以「識別」的人而不是每個人時，這可使公共衛生保持在最安全的情況時，上述量身定制的限制的理由尤其令人信服。
「打疫苗」不等同於「安全」，它還能當護照嗎？
但是，使用新冠「疫苗護照」來規範限制措施，仍基於幾個重大理由引起了強烈的反對。美國北卡羅來納威克森林大學法學院和醫學院（MAH）法學博士馬克·A·霍爾（Mark A.Hall）最近在新英格蘭醫學期刊（NEJM）發表的 < 疫苗護照認證—政策和道德考量> （Vaccine Passport” Certification—Policy and Ethical Considerations）對 「疫苗護照」的爭議提出中肯的質疑。他說:「首先，儘管疫苗供應仍然有限 ，但有幸獲得較早使用權的特權人群，包括富有國家有錢有勢的人，在人權道德上是有爭議的。其次，即使在疫苗緩解供應限制之後，可以預見地，少數民族和低收入人群的疫苗接種率似乎仍會過低。與此相關的是，就算基於「適合性」賦予社會特權的規則，仍可能會導致令人討厭的歧視。 第三，人們對疫苗接種（特別是針對新變種）的保護程度尚不十分了解。最後，我們仍然缺乏準確驗證疫苗接種的共識方法。」簡單說，疫苗到目前是「重富欺貧」的；疫苗是「種族歧視」的；疫苗不是萬靈丹的，可能要一直施打，變成世上最大的生意。既然「打疫苗」不等同於「安全」，各國在國內自行認證可也；但它能當「國際護照」嗎？
官方政府政策廣泛地使用「疫苗護照」是十分艱鉅
對許多其他大流行控制政策的看法形成對照的是，關於豁免護照的意見分歧，跨越了意識形態、種族和社會經濟各方面。這在大流行的早期階段就已經被關注並進行調查。儘管最近進行的調查也顯示了分歧很大的觀點、意見不一、爭執的範圍廣泛，這顯示要採取一項要求廣泛使用「疫苗護照」的官方政府政策，將是十分艱鉅的。另一方面，提出的反對意見也不足以證明禁止使用「疫苗認證」的任何類似用途都是無用的。疫苗的獲取正在迅速增加，並已做出特殊努力來惠及弱勢群體。儘管需要更進一步地了解疫苗接種所賦予的免疫力的性質和程度，但疫苗似乎已經足夠明顯地降低了新冠風險，尤其是嚴重疾病的風險。可靠且準確的認證
互助才能倖免於難，別想發瘟疫財、國防財、魔鬼財
當疫苗公應充足時，要求拒絕接種疫苗的人因拒絕接受疫苗而承擔一些後果，似乎是公平的，雖然強國必然會把疫苗當成「國防武器」或國際政治籌碼是必然的，比如台灣至今有錢還買不到疫苗，更別說窮國沒錢買疫苗還得靠人施捨。但富國不要奢望他們掌握了疫苗，就可以欺凌窮國，新冠世紀之毒會反撲的，富國即使拼命打不同版本的疫苗，也不見得能獨善其身，尤其是如果這種集體猶豫使畜群免疫力遙不可及，反撲的力道必然更加無法控制。 因此，政策制定者應該如何在諸多權益包括邪惡的商業及國防利益之間的龐大而富雜的空間中導航呢？政策措施的適當性尤其重要。目前，政府對新冠疫苗的授權在法律和道德上的危害已經在眾目睽睽下受到關注，強國必須體認到，在新冠魔鬼虎視眈眈下，只有全球互助才能倖免於難，別想要發瘟疫財、國防財、魔鬼財。
美國雖已有一億人接種疫苗，但發病及死亡率仍逆勢成長
世衛組織和世界銀行集團於2018年啟動了全球備災監測委員會（GPMB），以響應聯合國秘書長全球衛生危機特別工作組的建議。GPMB由政治領導人，多邊機構負責人和科學專家組成，旨在評估為使世界做好迅速果斷地應對全球突發衛生事件的準備所需的步驟。董事會在2019年的報告《處 於危險的世界》中發布了第一套建議，然後在其2020年的報告《混亂的世界》 中更新了這些建議。
儘管CEPI和GPMB採取了積極措施，但新冠大流行還是在全球領導人完全同意這些建議之前採取的。GPMB的聯合主席在2020年的報告 中寫道:「 新冠大流行表明，集體未能認真對待大流行的預防，準備和反應 。」在回顧新冠的教訓時，委員會注意到國家大流行防範的常規標準，例如具有強大的疾病檢測能力、資金充裕的公共衛生系統以及安全地治療和隔離感染者的能力都未能令人滿意地實現。無法真正預測各國在重大疫情期間的表現如何。當國家領導人無視公共衛生指導並且居民證明不願意改變其行為以降低傳播風險時 ，新冠發病率勢必飆升，我們可以從美國雖已有一億人接種疫苗，但發病及死亡率仍逆勢成長可以看見。2020年報告概述的另一個重要教訓是，未來流行病的規劃應包括衛生部門以外的利益相關者。
大流行的防範應從由衛生部轉變為加入財政部
新冠對國民經濟和家庭收入的嚴重影響，各國必須願意在多大程度上願意動員緊急資金，以減輕金融衝擊並為因社會原因而面臨嚴重健康後果或貧困風險最大的人們提供社會保護。正如GPMB所描述的那樣，大流行的防範工作應從由衛生部資助和領導的職責轉變為由財政部優先考慮的賦予新的職責，並將其作為政府防疫部門的一部分，且納入所有受影響的其他部門。
在這樣的策略下，製藥行業對新冠大流行的反應速度必須被國家大量投資，開發和擴大結束大流行急性期所的疫苗、診斷劑和治療劑生產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最重要的市場失靈是中低收入國家缺乏獲得疫苗的機會。必須彌合全球公共物品的存在與提供此類物品的行業激勵措施之間的脫節。這樣做將需要創新的公私合作夥伴關係。
強國必須廣泛分佈生產新冠相關產品的場地
領導者應致力於預防，偵查和應對的新框架。這種方法將涉及將更多的資源集中在檢測新出現的人畜共患病的威脅上，並在它們被本地化和管理時找到並遏制這些威脅。實施此類倡議將需要加強國家、地區和全球機構，並擴大公共衛生工作人員的發展 ，包括增加社區衛生保健工作者的人數。這樣的努力將加強監視系統，使各國能夠及早報告威脅，並幫助其他國家迅速做出反應，強國還需要廣泛分佈生產新冠相關產品的場地，以滿足全球需求，並建立法規體系，以緊急提供新產品並通過優先分配產品到最能阻止大流行。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作品集請參看《JOE書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