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最後一刻，我都可以感受到在中國作報導的嚴峻現實。
在我們一家人慌忙前往機場時，由於最後時刻才收拾行李，時間已經有些晚且我們毫無準備，便衣警察在我們家外面便注視著我們，他們之後跟隨我們到了機場，一路尾隨至辦理登機手續的地方。
與他們的慣常做法一樣，直到最後一刻，中國的宣傳機器都在極力否認我在中國面臨任何風險，而同時他們的做法也讓這些風險變得十分明顯。
「外交部稱他們沒有意識到沙磊受到威脅，」中國共產黨控制的《環球時報》稱，「除了他可能會因他誹謗性的報導而被在新疆的個體起訴。」
這種聲明的寒蟬效應在於其法院系統的現實。與媒體一樣，法院系統作為共產黨的延伸部分運作，獨立司法的理念被駁斥為「錯誤的西方觀念」。
中國外交部的攻擊一直在持續，本周四，他們利用每日記者會的發言台來批判其所謂的BBC的「假新聞」。
外交部播放了我們最近與大眾汽車（Volkswagen）在中國進行的採訪中的一個影片片段，有關大眾在新疆運營一家汽車廠的決定，外交部稱這是那種「會引起中國人民憤怒的報導」。
由於長期被禁播，絶大多數中國民眾是看不到我們任何報導的，所以這種說法自然不太可能。
但儘管所有這些使得我的派駐工作在焦慮和不安中走向尾聲，值得我們記住的是，我只是近年來一長串離開中國的外國媒體的最近一例。
而這也是中國就理念與信息在國際舞台上發起的更大型戰役的一部分。
媒體成為戰場
「經濟自由創造自由的習慣，」在一場敦促世界貿易組織（WTO）接受中國加入的演講中，美國前總統小布希（George W Bush）曾這樣表示。
「而自由的習慣會創造對民主的期待，」他繼續說道。
在我2012年第一次開始在中國工作時，這種認為更加富足的中國也會變得更加自由的不切實際的假設，還時常可以在有關中國的新聞分析和學術討論中聽到。
但在我抵達的那年，一個新的變化使得這種預言變得看上去極其天真。習近平被任命擔任中國最有權力的職位——中國共產黨總書記。
雖然近年來全球貿易模式的巨大變化毫無疑問地給中國帶來了改變，在這裏掀起了經濟和社會變革的旋風，但是，那些對民主的期待卻看上去比任何時候都要更加遙遠。
習主席利用中國已經極其嚴格的政治系統加強了對社會幾乎每個方面的控制，他的任期如今已經沒有期限，在他掌權10年後，媒體版圖成為了決定性的戰場。
「九號文件」在報導中被稱作是一次高層洩露事件，文件中在早期便明確了那場鬥爭的主要目標：「西方價值觀」，包括新聞自由。
而BBC的經歷顯示，任何外國媒體，如果揭露關於新疆局勢真相，質疑中國對新冠病毒及其源頭處理方式，或讓中國對香港的專制計劃的反對者發聲，如今都絶對會被攻擊。
破壞民主辯論
然而，在我離開後中國宣傳攻擊仍在繼續的同時，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外文社交媒體網絡被廣泛使用，用來放大他們的信息。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駐中國的外國媒體空間不斷縮小的時候，中共一直在他們的海外媒體戰略上投入巨額資金，對自由及開放媒體容易觸及的優勢加以充分利用。
在拒絶讓他們自己的公民使用這些外文平台的同時，其「戰狼」外交官們發動起憤怒的推特風暴，猛烈抨擊外國的報導，正如這份來自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國際網絡政策中心（International Cyber Policy Centre）的報告顯示，他們使用密集、協調一致的策略，橫跨多個平台。
在境外，國有媒體宣傳工作者可以發表及發佈他們的內容，不受任何限制，但在境內，中國無情地禁止獨立報導，審查外國電視廣播及網站，並阻攔外國記者加入該國自己的社交媒體網絡。
在這種背景下，我的離開可以被視作是一場正在成形的、高度不對稱的針對理念控制權的鬥爭中的一小部分。
對於良好且準確的信息的自由流動來說，其前景並不樂觀。
日漸萎縮的獲取信息的渠道和權限將會破壞我們理解中國真正發生的當下的能力，與此同時，它正在利用自由媒體機制的力量在各個地方破壞民主的辯論。
通往真相的足跡
儘管沒有很好的解決辦法，且布什總統預言成真的信念也早已蒸發不見，但我們仍有一些希望。
最近幾年來，儘管中國以「虛假」為由對其不屑一顧，但大部分關於新疆真正正在發生事情的揭露，是建立在其自己內部文件和宣傳報告基礎之上的。
在大規模監禁系統的運行過程中，一個現代數字超級大國無法在網絡上不留痕跡，而發掘這些足跡的重要新聞工作將繼續在遠處進行。
越來越多的外國記者如今被迫在台北、亞洲其他城市甚至更遠的地方報導中國，我如今也成為了他們的一員。
當然，儘管在人數上越來越少，但在駐中國的外國新聞集團中，仍有勇敢且堅定的成員，他們仍在致力於進行報導。
最引人矚目的是，在日益收緊的政治控制之下，還有少數非凡的中國公民，他們冒著巨大的人身危險，設法繞開審查，做著所有地方新聞業最重要的工作——以他們自己的話語講述他們國家的故事。
關於武漢封城早期的情況，我們知道的大部分信息來自於這些公民記者，這些人如今正在為這份勇敢付出代價。
我得以把那些便衣警察留在北京一家機場的出境大廳，我希望這是最後一次與他們打交道。
在這場關於理念的新的全球鬥爭中，我們永遠都不應忘記，在講出真相這件事上持續面臨最大風險的人，是中國的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