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村就在小崗村隔壁，但是我們很窮。我們有8張嘴要吃飯，就那5畝（相當於5分之4英畝）地實在搞不來。」他一邊埋怨，一邊帶著我走進他們家。他剛剛自己猜我的年齡，說我大概30到40歲之間，我說不只，剛說完我就後悔了，因為我立刻領悟到，他猜我的年齡猜不準，完全是因為中國的鄉村會使他這種人老得很快。屋子裡有他老婆、媳婦、4個孫女兒。他兒子在杭州一間工廠做事。杭州距離這裡大約400公里遠。幾隻黃狗在木頭飯桌底下東聞西嗅找東西吃。他從飯桌子底下拉出一張凳子讓我坐，幾隻狗連忙跳開。一個鄰居走進來，他往那鄰居前面地上丟了一根香菸，鄰人彎身撿起來，自己點了那根菸。「你看到的都是表面。他們花錢把房子弄得漂漂亮亮，但是那個對沒有什麼幫助，也不會讓農民生活好過一點。那是表演用的，給你們這種人看，也讓領導來看看他們宣傳的東西。他們不管我們農民。那裡的事情和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我們很窮，日子很苦。」
他媳婦，頭髮打髻，穿著一件派卡外套，外套上有假皮毛做的襞褶。她抱著最小的女兒，偶爾幫我把她公公鄉音很重的話翻譯成標準普通話。但是她突然話鋒一轉：「小康？領導說要讓整個國家都富強！騙誰？我們眼前連飯都不夠吃。」她很生氣，我不知道怎麼接她的話，只好要求要看看他們家裡。我們走進隔壁的房間，裡面很亂，有床單，草蓆捲成長條，一口箱子裡有幾瓶豆漿，幾包衣服用塑膠袋裝著，堆在水泥地面上。有兩只大澡盆，裡面全是剛孵出一天的小雞，「有100隻，」他老婆笑著說。牆上掛著一幅月曆，月曆上印的是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的圖片。她問我說：「我是基督徒，基督徒好不好？」我連忙回答：「好！很好！」
中國的掃除貧窮政策確實已有相當的進展，不過鄉村裡的窮人還是很多，他們的收入依然落在其他中國人後面。這個不幸的事實，其成因有一部分就是「戶口」制度。戶口制度使鄉村人口受到了限制，讓他們無法在城市發揮自己的能力。但是除了戶口制度之外，另外一個原因是農民對於自己土地的權利，至今仍然受到種種限制。他們雖然可以自行決定怎樣運用自己的土地，但是他們沒有所有權。根據異議知識分子劉曉波的看法，這種「部分改革」根本是「半吊子私有化」。劉曉波是2010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他以文獲罪而入獄，2017年死於監獄之中。他曾經為文敘述中國的土地改革政策的說，1978年以前，「中國共產黨…實際上是中國唯一的地主。毛澤東在的時候，農民耕作的是『國有地』，所以農民就像是奴隸。到了後毛澤東時代，農民充其量也只是佃農。」
習近平巡視小崗村時，強調農村改革的核心在於「堅守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這就是黨表態要繼續禁止土地買賣。土地國有化和取消農村土地私有制，當初在共產黨的革命行動及意識形態當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所以現在黨自然不願意反其道而行。領導階層認為，只要藉由「集體」方式，農村的土地實際上就屬於全體人民所有。以前毛澤東也曾經有過這種說法（但是反過來，城市的土地雖然照規定也是「國有」，但是共產黨卻允許實質上的房地產市場發展）。在政府官員眼中，把土地分配給農民，即使分配的地很小塊或非良田，也算是一種基本保障，讓農民有個能夠維持生計的糧食及收入來源。政府官員害怕的是，如果允許農民自由買賣土地，他們會被一些不良商人欺騙，失去營生手段，使中國浮現大量沒有土地的人民起來造反。不過，鄉村農民看到城市裡的人因為有權自由買賣土地而越來越有錢，而他們卻一直那麼貧窮，政府官員的這種邏輯他們實在嚥不下去。
殺雞取卵的土地財政
雖然視真正的房地產市場為禁忌，但是決策者確實有在逐步強化農民對土地的「使用權」。一開始他們是在海南島這樣的地方試行一些計畫。2001年3月某個炎熱的一天，我從海南省省會海口市搭乘客運車出發，目的地是海南島西岸的東方市。東方市是本島最貧窮的地區之一，是少數民族黎族的所在地；那些形同沈睡的農村，和150公里外、海南島最南端正在大肆興建遊艇俱樂部、高爾夫球俱樂部的三亞市形同兩個世界。
海南改革計畫主要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對眾多香蕉及芒果果農頒發使用證書，一個是將農民擁有使用權的年限從30年延長到70年。前者使地方政府較難將土地轉用於開發，後者則是使重獲信心的農業家願意投資能提高產量及收入的水利建設、新作物，與新耕作法。
不過，我和抱板鎮黨書記聊過之後，卻理解到眾所期待的這種成果來得很慢。抱板鎮有十個農村，人口1萬2000人。因為長期曝曬熱帶陽光的關係，47歲的符世煥（譯音）臉色黝黑。他解釋說，頒發土地使用權證書，延長使用權年限，這些大家當然都歡迎，但是當地的紅泉國有農場並不理會這些「權利」。紅泉農場是巨大的國有香蕉農場，種植面積一萬畝，香蕉田緊鄰村落。這幾個月以來，紅泉農場在地方官員包庇之下占據了一些農地，準備擴大香蕉種植面積，日後很可能用來開發房地產。
這是個悶熱潮濕的上午，我們談話所在的政府辦公室為了通風，窗戶全開。辦公室是一棟外貼白色磁磚的三層樓房，裡面牆上掛著一幅海報，一面獎狀。海報中是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廣場前的情景。獎狀的獎勵事由則是這裡的地方幹部推行家庭計劃政策卓有成效。樓下積滿塵灰的院子有幾棵看起來有氣無力的菠羅蜜和矮棕梠，偶爾傳來公雞的叫聲，打破了這個上午沉悶的氛圍。符世煥氣沖沖地說：「村民覺得他們世代都在這一塊土地耕作，現在連一個說法都不給，就要交給國有農場？」
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問題遠遠不只農民所遭遇的那些。在中國，農民加上農民工，足足占了中國14億人口的一半以上，平均每個農民的耕地只有一點5英畝，非常沒有效率，經濟規模在全中國經濟體中只占10分之一。但是農地的價值卻不只是那些收割的作物。今天，盡管農民不准買賣土地，但是土地買賣所得卻占全國數萬個縣、市、鎮、村政府每年歲入的至少一半以上。依照1998年頒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官方劃分為「農地」的田畝如果符合該法模糊界定的「公共利益」，得以改為工、商業用地。這樣，官員便可以較高的價格把土地合法賣給開發商，讓飢渴的開發商人在城郊建造住商大樓。著有《富國強兵之後：中國的百年復興及下一步》的記者兼作家夏偉（Orville Schell）說：「全世界沒有一個經濟體一直處在這種異常狀態中，一邊將土地收歸國有，一邊又轉賣出去，真的很虛偽。這是對國家經濟殺雞取卵的作法，永遠都不會持久。」
城市的官員既然能夠以遠低於市場的費率取得土地及貸款，自然紛紛搞起城市擴張，廣建巨大的購物中心、怪異的政府辦公大樓。土地便宜，輕易取得的土地信用造成了中國常見的「鬼城」現象。揚州、古城江蘇，現在都有大量豪華住家大樓擱在那裡沒有人住。美國投資經理人吉姆・查諾斯（Jim Chanos）在2010年說中國這種現象是「杜拜乘以1000倍，或許不只」。他預言中國的經濟將會大崩盤。
城市貸款蓋房子之時，也是拿土地質押。截至2017年底，中國各地方政府負債總額已達29.95兆人民幣，相當於4.3兆美元。根據標普全球評等（S&P Global Rating）計算，這筆負債總額，加上預算外赤字或隱藏性借款40兆元（5.8兆美元），總共占中國GDP的百分之60，「很驚人」。因為債務成長，因此就拿從土地方面來的歲入來付利息。物價下跌，財產值縮水又在全中國引發各地方政府一連串的債務違約。標普的一份報告說：「因為巨大的信用危機，潛在債務量形同一座冰山。」
＊作者羅谷（Dexter Roberts），是美國駐派中國的資深記者，從1995年開始採訪報導中國長達23年，曾任《商業周刊》（Businessweek）中國社長與《彭博商業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中國社長，採訪過無數中共高層、中國或外資企業的高層執行長，足跡遍布全中國各省，包括新疆、西藏等偏遠敏感地區，以及香港、澳門和台灣。本文選自作者第一本著作《低端中國：黨、土地、農民工，與中國即將到來的經濟危機》（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