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預料，新疆問題成了大型政治戰場；沒有例外，成了政治戰場後，是非與真相必然是第一批犧牲者，只剩兩造聲量的比拼。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新疆問題專家吳啟訥指出，「新疆再教育營」是西方創造的名詞，正確名稱其實是「學習班」與「職業教育訓練班」。裡面有兩類人，一是受宗教極端主義影響的人，另一類是漢語能力和職業技能不足，真正需要職業訓練的人，而後者才是多數。
簡言之，新疆「職業教育訓練班」旨在解決兩個問題，一是維吾爾族的就業問題，其次是「去極端化」，制度性消弭恐怖主義。
西方以謠言炮製國際輿論，其中最可笑的是「種族滅絕」。即便是主張存在人口滅絕現象的德國學者報告，也承認維吾爾族人口在2010年至2018年，人口從1017.15萬上升至1271.84萬，成長25.04%，高於全中國境內少數民族，更高於漢人。
沒見過那裡的「種族滅絕」，人口卻成長得那麼快的。
當然，任何無知者都可以無視數字事實，按照西方人權標準，為新疆「職業教育訓練班」貼上自己喜歡的標籤，但西方人權標準與相關NGO運作模式，既雙標又內藏政商結構。以人權鬥爭中國，中國人就掀開「人權營商模式」的老底。
被不道德的新疆棉
大陸輿論場，現在對於NGO與各種民團的本質有很高的警惕性了，知道只要從權力的光譜裡，摸索內在利益結構，就能揭穿國王的新衣，海水下的光屁股，與慈眉善目的綿裡針。
在陸媒廣為流傳的一篇，對「良好棉花發展協會」(BCI)的背景調查文章，讓大眾能一窺西方人權價值是如何在權力光譜中的利益結構裡運行。
簡言之，這個不受監督的歐洲NGO，金援來自「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這個「謹遵」美國務院外交政策的聯邦機構。弄清背後金主，即知BCI的政商利益結構，透視西方價值的商業化，與利益導向的政治底色。
這整齣「疆戲」，背後是不是存在美國棉與中國棉的商業競爭呢？
BCI以生產過程的環保與勞工權益概念，作為消費者選購的參考，不是不可以，但消費者更需要辨別的是產品材料的好壞。如果BCI標準排擠了其他判斷產品質量的國際標準，混淆了消費者對產品的認知，甚至決定了供應商的取捨，也等於是損害了消費者權益。
更糟的是，若BCI審查標準的尺度是政治風向，與未經核實的謠言，對生產端，供應鏈與消費者權益都是莫大傷害。最糟的是，BCI審查背後的藏鏡人，根本就是政治利益團體。
「價值」不但是一門大生意，也是操弄國際政治的工具，距離初衷，不只遙遠，還不時上演價值理念的自我反噬。
當西方政媒證據不足甚至毫無根據地說新疆違反人權，BCI這類組織發動反認證，真正被懲罰的是他們口中「被欺負」的新疆人，以及他們的工作權，生存權，好似工作權與生存權，壓根兒不屬於人權的一部分。
說到這兒，就令人想到被西方始亂終棄的香港攬炒派青年，到底是誰「滅絕」了他們？
被人權糟蹋的西方人權
說到棉業，又令人直接想到印度。這個全球第一大棉花生產國，多年前也獲西方人權組織關切「童工」問題，棉花田裡有40萬童工，且薪資不到成年人的一半。國際人權團體聯合多家跨國成衣企業對此現象展開供應鏈監督，但問題解決了嗎？
印度政府的解決方法是透過修法，禁止雇用14歲以下兒童，但僅限於18種危險事業，灰色地帶是允許兒童在課餘時間協助家庭(或在家族企業)工作。而其實，根本沒有解決童工問題，報載有1萬多名兒童上學去了，但其他的呢？童工問題的背後是赤貧，印度政府無力大面積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源，才是真相。
對赤貧戶而言，工作權才是最緊要的人權，而上述法令，在去年新冠疫情肆虐，大量底層勞工失業的狀況下，完全失效。
換言之，國際人權團體在許多時候不是救世，而是壞事，因為他們只對某些表面議題展現興趣，輸出自我感覺良好的「大愛」，滿口仁義道德，卻缺乏對整體問題應有的關注，以至原來在陽光下還能監督的現象，全數沒入了黑暗裡，窮人子弟還是偷偷幹。
赤貧家庭要面對的是生死問題，若有錢供孩子上學，若有家長有知識警覺，怎會相信人蛇集團？送孩子出去工作，甚至推入高危險性職場？
人權糟蹋人權，就是這麼回事兒，而這檔事，他們稱之為「軟實力」。
那麼，回過頭來，BCI有沒有切實認證印度棉花田的童工製品呢？像H&M這樣的企業，真會有效監督印度童工的生產線嗎？當然是不可能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對於在生死邊緣掙扎的家庭而言，有得是法令漏洞可鑽，印度政府當然也是睜一眼閉一眼。
西方要不要組一個考察團，也去印度檢查實況呢？按照中國的方法，印度現實需要的恐怕是「職業教育訓練班」。
說不定印度已經有了，但西方不會稱之為「集中營」，現在只有中國夠份量「喪盡天良」。
＊作者為自由撰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