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在黨內地位至尊，但習近平還沒做好準備成為世界領袖。這是美國智庫「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的亞洲研究主任易明（Elizabeth Economy）對習近平的評價。後半句的主語換成中國，也依然成立。中國現在尚不具備領導世界的能力，雖然中國在經濟體量上已經是世界第二。尤其是，自習近平上台以來，其帶有擴張性的外交色彩，以及現在在中共黨內的地位，都會容易地讓外界認為，中國將向外界輸出自己的治理模式，輸出其意識形態。但在我看來，這猶如此前多年的「中國崩潰論」一樣，如今西方的觀察者們同樣在高估另一種可能，走向另一種極端。
美國另一位政治學者裴敏欣在中共十九大後認為，習近平和他的親信團隊可能高估自身改變中國的能力。我認同這樣的說法。雖然習近平在過去五年時間里，通過政黨紀律和反腐這把刀子，某種意義上重塑了中國共產黨。但事實上，我們都應該清楚，如今在中國執政的共產黨，遠不是1949年後建政的中國共產黨。經歷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走在「去意識形態化」的道路上。在這過程中，意識形態色彩被削弱的，遠不僅僅只是體制外的公眾，政黨內部的成員，同樣在發生變化。所以我們並不難理解，為何習近平要重新強調意識形態。這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與中共的指導思想無關，而是關係一個政黨的持續、活力和行動力。一個政黨如果充滿了只關心自己利益，關心金錢的政黨成員，那麼這樣的政黨注定無法持續執政下去，即使可以執政，其治理能力也注定是平庸而無力的。
除了意識形態方面的變化，作為中國唯一的執政黨，在執政的過程中，必然意味著政黨的官僚化。中國以黨領政，在很多層面，黨、政其實都是一套班子兩個牌子。所以在執政六十多年之後，官僚化是執政黨必然需要克服的問題。中國一千多年來都是靠官僚體系在維持運轉。而毫無例外的是，所有朝代在最初的時，其官僚體系運作都是高效、官員相對清廉，但執政多年之後，則必然是一個臃腫、毫無效率的組織結構，官員基本都是缺乏擔當的。這是一種必然，存在於任何官僚體系之中。即使是現代被視為典範的民主國家美國，其官僚機構的運作，同樣逃離不了這種官僚化所帶來的政治衰敗。如何克服？美籍日裔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他的《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書中指出了方向。但這些「藥方」可能並不在中國領導人的手中。
雖然習近平及其團隊通過反腐、政黨紀律重塑了政黨，但其控制力、治理能力究竟是否達到指揮自如、並且有效，現在下結論恐怕為時過早。雖然習近平在黨內擁有了「至尊」的地位，但是否就足以控制好這個擁有八千多萬人的政黨，這一切都是未知數。依靠強力固然能阻嚇黨員繼續腐敗、權錢交易，但同樣也會窒息政黨自身的行動能力、創新能力和活力。或許這樣足以維持其執政地位，但卻恐怕無法解決中國政治所面臨的核心矛盾，甚至也無法完成轉型中國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很多觀察人士認為中共執政六十多年，應該從一個革命性政黨轉型為執政黨。在某種意義上是對的，但這並不完全對。雖然中共現在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唯一執政黨，但在某種意義上，其「革命」並未結束，也就是重新構建起中國的國家意識形態，重建起中國的政治文明。
中國過去一千多年之所以能維持在大一統的超穩定架構之內，原因無它，就是擁有儒家這一為各個階層、族群所接受的「意識形態」存在。雖然它並非宗教，卻同樣發揮著超越階層與利益的角色，扮演著西方宗教在世俗社會所扮演的角色。
但自從19世紀西方制度與文化的闖入，中國的儒家傳統意識形態不斷受到衝擊、甚至瓦解。可以說，至今中國尚未從這種變化之中恢復過來，並未能建立起新的國家意識形態，以融入世界政治文明和文化文明之中。自那之後，不同的知識分子、士大夫、革命黨人都開出了自己的藥方，包括現在北京的執政黨和在台灣的國民黨。最終，以中國共產黨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方案在1949年取得了勝利而暫靠一段落。
但這只是暫時性的勝利。中共自身的問題和建政之後發生的許多運動，使得共和國自身的生存都成為問題。直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才暫時性地解決生存危機和發展危機。但也因此，時至今日，中國仍然未形成國家的意識形態，沒有一套和世界接觸的政治文明。
中國當前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文化仍然是雜亂的。受西方文化衝擊而解體的儒家傳統意識形態，仍在以不同的形態，在不同的層面上影響中國。西方的政治文化，無論是資本主義的，還是共產主義的，都並存於中國之內。這三者之間並未完全融合，卻也交織在一起。這也是我為何認為，中國當前尚不足以領導世界的原因所在。中國缺乏清晰的國家意識形態，沒有產生一套足以說服世界其它國家的政治文明理論。因此，又談何輸出治理模式，談何輸出意識形態。
可能有人會不同意，畢竟「中國模式」曾經在2008年之後流行過，作為中國治理方式的總結而聞名於世。是的，但正如現在，「中國模式」並沒有在世界繼續發揮影響一樣。因為從根本上說，它並不完善，也並不完整。中國的國家意識形態並沒有建立，即使有所謂的「中國模式」存在，很大程度上，它也會是缺乏「靈魂」的。它只有相關的制度安排和路徑選擇，並沒有完整的意識形態作為其內在的支撐。
雖然中國共產黨明確以共產主義為其指導思想和理論，但事實上，正如中國的領導人曾多次強調，西方的民主制度並沒有普適性，不能照搬到中國。某種意義上，正是因為西方的共產主義也並非照搬到中國。如果我們認定共產主義在中國成功，幫助共產黨成功在1949年建政，那麼我們同樣就必須正視它的理論本身是經過本土化，是與中國的傳統、當時的歷史背景、問題相結合才發揮了作用。
所以，如果說今天中國要輸出新的意識形態，要領導世界，那麼首先它需要建立起自己的國家意識形態和政治文明。中國當前並不具備這樣的一套國家意識形態和政治文明。從這個角度上說，這也是為何一直是作為中央智囊的王滬寧，會在十九大上晉升中共政治局常委會七常委之一。能夠瞭解、掌握領導人的思想並將其理論化、模式化的王滬寧，顯然會在未來承擔起這樣的角色。這是中國新時代下的主要任務。過去基於經濟實力產生的影響力，中國的領導者清楚它局限性和不可持續性。只有文化價值觀的影響才是可持續性、並且能夠生根發芽的，也才能為中國領導世界打下基礎。但這樣的國家意識形態和政治文明，最基本的條件就是必須能為其它國家所接受，能夠說服其他國家的民眾，認可、接受和信服。就目前而言，短期內恐怕並不存在這樣的可能。這也就決定了，中國在短期時間內，仍然並不具備領導世界的可能。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