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悲的是，很多極有學養的民國知識人都因一時的激情而誤入歧途。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一書中，用了「感時憂國」一詞來描述一九三○年代以後左派作家的思想傾向。夏志清說：「我有篇文章，曾被譯為〈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其實原標題「Obsession with China」的涵義除『感時憂國』之外，更強調作家被種種不平的，落後的，非人的現象佔據心頭，覺得不把這些事實寫下來，自己沒有盡了作家的責任。」（夏志清：《感時憂國》，廣東人民出版社，二○一五年，第二七二頁。）「感時憂國」作為一種激情曾使多少才華橫溢的民國知識人在大陸易手之時選擇了讓他們憂心忡忡的大陸。一個最為令人傷感的例子是傅雷。抗戰勝利後傅雷在江蘇路上的住房是從宋淇家租的，一九四八年底，國民黨節節敗退，宋淇便派了傅雷到香港打探情況。一九四九年初傅雷回到上海報告說，香港缺乏文化氛圍。但是這並沒有阻止宋淇在四月份帶著剛剛才滿兩週的兒子和兩歲的女兒，匆匆逃往香港安家立業。可以說是直覺，也可以說是信仰，讓宋淇和傅雷走上了各自不同的道路。
學者謝泳比較了胡適的學生吳晗和傅雷。吳晗是由於思想左傾而主動靠近黨，結果卻失去了作為學者的獨立性，釀成更慘的悲劇：「吳晗不像傅雷，雖然都是讀書人，都曾有過努力放棄過去來適應新環境的追求，但吳晗比傅雷走得遠，傅雷是絕望了。而吳晗是在希望中死去的，這是他更深的悲劇。」（謝泳：《逝去的年代》，第二十六頁）但是作為胡適的學生，在五○年代大陸批判胡適思想時，吳晗沒有參與，可見他還是有人情味和自己的想法的。比起與胡適同樣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博士學位的馮友蘭來，吳晗還是算有骨氣的知識人；而馮友蘭認了一百三十次錯，寫了無數批判胡適的文章，只是一心為了做帝王師。
二○一八年底有幸在第一時間讀了余英時先生的回憶錄。一九四九年時，十九歲的余先生還在北京大學讀書，也多少被當時大陸上「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壯闊景象所感染，難以相信當時內地還有很多人在受苦。最為戲劇性的是，余先生在一九五○年底到香港探親之後，已經坐火車在返回北京的路上，一場及時的頓悟促使他折回香港，從此改變了一生的命運。今日讀來完全是一段傳奇故事。張愛玲的故事也有點類似，也是坐上了最後一班火車來到了香港。我在想，心中的某種信仰應該是促使他們趕上最後一班火車的最重要的指針，由此改變了他們一生的命運。
最近還閱讀和重新閱讀了很多章詒和先生的書，從《這樣的事和誰細說》，《花自飄零鳥自呼》，到《最後的貴族》（香港牛津大學版），特別感興趣的是，像羅隆基，儲安平和章伯鈞這樣的頭面自由派知識人，怎麼會在一九四九年關鍵時刻那麼容易就作出了他們的最終選擇？可惜章先生沒有提供很多這方面的線索。我的一個解釋是，這些人都受到過國民黨政府的不公正對待，都曾經失望過，於是把幻想寄託在變化上，儘管有些人心裡明知那是一條死胡同，比如儲安平早已認識到了「自由的多少和有無的區別」，但是在國民黨警察對《觀察》雜誌編輯的追捕下，只好匆忙逃向北平。這是整個民族的悲哀，是當時國民黨政府對整個民族欠下的一筆自由之債。
＊作者傅鏗，曾任上海社科院社會學所助理研究員；現為旅美自由撰稿人，本文選自作者新作《知識人的黎明》（允晨）自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