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六年美國勞動節週末，我又一次來到明史專家黃仁宇先生在美國的居住地紐普茲小鎮拜訪，參觀了他生前任教的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校園，然後來到位於小鎮西北的慕鴻客山莊爬山。慕鴻客山莊是一處風景優美的避暑勝地，湖光山色的碧綠水邊豎立著一座座古色古香的建築，在蔓延的群山圍繞之中，是爬山運動的上好去處。我們從家裡開了兩小時的車，買了門票專門來爬山。這裡的山路只用簡單的木牌指示，有些路徑都被樹葉遮住了，還有些較小的捷徑更加不容易看出來，有時一不小心，便會走迷失了。我們上山的時候，爬上岩石走捷徑，想快點趕到山頂，結果卻反而是繞了一個大圈，不過卻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有一大片睡蓮盛開的池塘，也算是意想不到的奇觀。下山的時候老老實實照著地圖沿著一條較大的「法國新教徒路」走，想不到走了一半橫穿過一條汽車道路之後，前面的路居然消失了，眼前是一片樹林和幾條相當模糊的似路非路的小徑。我心裡在想，這條小路取名「法國新教徒路」，難道是要考驗行路人的信仰嗎？經過片刻猶豫，也不知是一種什麼內心的力量讓我選定了前面的一條小徑走了下去，不一會就看到了小木牌路標，證實我們又走上了「法國新教徒路」。這個經歷後來讓我一再體會到：當一個人面臨不確定性時，面臨一片黑暗之時，心裡猶豫不決之時，內心的信仰就成了一個人最重要的指路明燈；黎明之前一片黑暗，信仰就是最大的光源。憑著信仰你會知道，這條路是一定能夠走通的，因為在不可知的黑暗中可以依靠的只有信仰。
有人說過：當你的眼睛所看到的是一片黑暗時，信仰就是用你的心所看到的光明。或用泰戈爾的話說：「當黎明仍然是一片黑暗之時，信仰就是那隻感覺到光明而開始歌唱的鳥。」（「Faith is the bird that feels the light and sings when the dawn is still dark.」）
一位頗有智慧的美國神父尼伯爾（Niebuhr）在其《美國歷史中的反諷》一書中說：「一種健全的生活需要我們對神秘事物有某些理會，以便生活的意義不至於被簡單地歸結為自然過程。但是這樣的理會只有憑信仰才能獲得，而現代人卻失去了信仰。他只在兩種『理性』之間搖擺不定：要麼屈服於自然中的『理性』，要麼將『理性』強加於自然。可是，這兩種理性對理解歷史戲劇的非邏輯而充滿矛盾的模式，對預見那種不可預測的美德和邪惡，都完全是不夠的。」（The Irony of American History， 芝加哥大學二○○八版， 第八十八頁）
作為一種個人的生命體驗，信仰是一種心靈之光，也是讓人度過任何艱難的精神慰藉。如果我們都像明朝的哲學家王陽明那樣信仰普通人的良知，那麼自由和尊嚴就離我們不遠了。
最近讀了一本英文版的《狄德羅傳》（Andrew Curran 著，二○一九年版），其中講到狄德羅與讓·雅克·盧梭之間原來曾有深厚的友誼，但在一七五○年代中期這兩位啟蒙哲人卻絕交了。其中的一個起因是，盧梭譜寫的一部歌劇《鄉村先知》（The Village Soothsayer）於一七五二年十月在楓丹白露宮廷首演後廣受歡迎，國王路易十五與其情人蓬巴杜夫人都極為欣賞，看完演出後國王傳令次日召見盧梭和歌劇團成員，意味著要賜給作曲家終身年俸；但這位不通世故的盧梭卻連夜匆忙逃往巴黎，都沒給同仁做任何解釋。這一斷然拒絕非同小可，不僅改變盧梭的命運，而且極大地影響到狄德羅另一位參與歌劇創作的朋友，所以最終也導致了狄德羅與盧梭絕交。後人都很難解釋一生窮困潦倒的盧梭為什麼會拒絕國王的慷慨恩賜，盧梭自己後來給出的解釋是，他患有尿道疾病，經常要上廁所，因此生怕在國王面前出醜。但我想其中的主要原因則是盧梭的孤傲性格使然，他不屑為國王低頭哈腰，為五斗米折腰，與一群自己不喜歡的宮廷貴人周旋。順便說，歌劇《鄉村先知》以田園風情著稱，後來在十八世紀的巴黎和歐洲其他城市上演了四百多場。但盧梭的絕世傲氣注定了他是一個獨往獨來者。盧梭不僅與狄德羅鬧翻了，而且與其他的英法啟蒙哲人也鬧翻了，比如與伏爾泰和休謨也合不來。雖然如此，人們可以說盧梭是一位千古奇人，但他在這個故事中所體現出來的道德勇氣則不能不令人肅然起敬。在巴黎兩百多年間變化多端的先賢祠中，盧梭與伏爾泰始終處於最為顯眼的位置。這些啟蒙哲人生前所處的正是黎明前的時刻，他們就是泰戈爾所說的那些憑著信仰「感覺到光明而開始歌唱的鳥」。
讀者可能知道，「真相」一詞的拉丁語是Veritas，在古羅馬的神話中，Veritas 是一位藏身於井底之中的女神，手持一面鏡子；透過深深的井水，人們只能看到她隱約的身影一直處於不斷晃動變化的形態之中；真相女神的最大特點就是多變而不可琢磨（Elusive）。這個古老的神話揭示了人類所面臨的永久困惑：人不僅是理性的動物，而且常常也是非理性的動物；出於利益、激情、偏見和意識形態，自古以來各種編造出來的謊言可謂無奇不有。更為可悲的是，這種情況隨著技術的發展，將會越演越烈，因為謊言用先進的技術更加容易編造；只要想想二○一六年美國總統選舉時，臉書上出現了多多少少稀奇古怪的謊言就可以了。我想大多數從事新聞工作的人或略有閱歷的人都會有切身的感受：一個真相常常有多個側面，而每個人的偏見、利益和熱情則促使人看到同一個真相的不同側面。所以，一個胸懷道義感的知識人要具有充分的知識、承擔和道德勇氣，才能充分揭示為各種因素所掩蓋的事實真相。
可悲的是，很多極有學養的民國知識人都因一時的激情而誤入歧途。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一書中，用了「感時憂國」一詞來描述一九三○年代以後左派作家的思想傾向。夏志清說：「我有篇文章，曾被譯為〈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其實原標題「Obsession with China」的涵義除『感時憂國』之外，更強調作家被種種不平的，落後的，非人的現象佔據心頭，覺得不把這些事實寫下來，自己沒有盡了作家的責任。」（夏志清：《感時憂國》，廣東人民出版社，二○一五年，第二七二頁。）「感時憂國」作為一種激情曾使多少才華橫溢的民國知識人在大陸易手之時選擇了讓他們憂心忡忡的大陸。一個最為令人傷感的例子是傅雷。抗戰勝利後傅雷在江蘇路上的住房是從宋淇家租的，一九四八年底，國民黨節節敗退，宋淇便派了傅雷到香港打探情況。一九四九年初傅雷回到上海報告說，香港缺乏文化氛圍。但是這並沒有阻止宋淇在四月份帶著剛剛才滿兩週的兒子和兩歲的女兒，匆匆逃往香港安家立業。可以說是直覺，也可以說是信仰，讓宋淇和傅雷走上了各自不同的道路。
學者謝泳比較了胡適的學生吳晗和傅雷。吳晗是由於思想左傾而主動靠近黨，結果卻失去了作為學者的獨立性，釀成更慘的悲劇：「吳晗不像傅雷，雖然都是讀書人，都曾有過努力放棄過去來適應新環境的追求，但吳晗比傅雷走得遠，傅雷是絕望了。而吳晗是在希望中死去的，這是他更深的悲劇。」（謝泳：《逝去的年代》，第二十六頁）但是作為胡適的學生，在五○年代大陸批判胡適思想時，吳晗沒有參與，可見他還是有人情味和自己的想法的。比起與胡適同樣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博士學位的馮友蘭來，吳晗還是算有骨氣的知識人；而馮友蘭認了一百三十次錯，寫了無數批判胡適的文章，只是一心為了做帝王師。
二○一八年底有幸在第一時間讀了余英時先生的回憶錄。一九四九年時，十九歲的余先生還在北京大學讀書，也多少被當時大陸上「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壯闊景象所感染，難以相信當時內地還有很多人在受苦。最為戲劇性的是，余先生在一九五○年底到香港探親之後，已經坐火車在返回北京的路上，一場及時的頓悟促使他折回香港，從此改變了一生的命運。今日讀來完全是一段傳奇故事。張愛玲的故事也有點類似，也是坐上了最後一班火車來到了香港。我在想，心中的某種信仰應該是促使他們趕上最後一班火車的最重要的指針，由此改變了他們一生的命運。
最近還閱讀和重新閱讀了很多章詒和先生的書，從《這樣的事和誰細說》，《花自飄零鳥自呼》，到《最後的貴族》（香港牛津大學版），特別感興趣的是，像羅隆基，儲安平和章伯鈞這樣的頭面自由派知識人，怎麼會在一九四九年關鍵時刻那麼容易就作出了他們的最終選擇？可惜章先生沒有提供很多這方面的線索。我的一個解釋是，這些人都受到過國民黨政府的不公正對待，都曾經失望過，於是把幻想寄託在變化上，儘管有些人心裡明知那是一條死胡同，比如儲安平早已認識到了「自由的多少和有無的區別」，但是在國民黨警察對《觀察》雜誌編輯的追捕下，只好匆忙逃向北平。這是整個民族的悲哀，是當時國民黨政府對整個民族欠下的一筆自由之債。
＊作者傅鏗，曾任上海社科院社會學所助理研究員；現為旅美自由撰稿人，本文選自作者新作《知識人的黎明》（允晨）自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