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芬伶專文:反諷與倒寫─張愛玲〈紅玫瑰與白玫瑰〉

2021-03-21 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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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看來好像是具備生命的象徵,事實上,加在女人身上的符號,常是脫離泥土無根的花朵,只具備花的表象,而不具備植物野性的生命力。(示意圖,Josch13@pixabay)

花,看來好像是具備生命的象徵,事實上,加在女人身上的符號,常是脫離泥土無根的花朵,只具備花的表象,而不具備植物野性的生命力。(示意圖,Josch13@pixabay)

寫小說除了寫活人物、照顧情節、寫活對話、選擇敘述觀點、布置場景,如何進一步深化小說的戲劇張力?利用對比設計以加強諷刺性,以及利用倒寫以顛覆性別刻板印象,可說是較複雜的技巧。凡人都不喜歡單調平直,對比設計是打破單調的重要方法:簡單的對比如好人與壞人、英雄與魔鬼、美女與巫婆、王子與乞丐,都能形成對比設計產生戲劇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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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諷刺技巧又分為反諷(irony)、嘲諷(satire)、譏刺(sarcasm)。

其中反諷為最高級的諷刺技巧,它是語言的諷刺,常以反語或雙關語出之。如我們對倒楣的人說:「你的運氣未免太好了!」又如杜甫諷刺當時社會貧富不均說:「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嘲諷也是在語言上,但卻是較露骨直接的諷刺,如白居易寫《長恨歌》諷刺唐玄宗:「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從此君王不早朝。」「但使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譏刺多半是情境或動作上的諷刺,常出現尖酸刻薄的情境或突梯可笑的場面,如《儒林外史》描寫范進中舉種種誇張可笑的情節。

反諷(irony)作為非常重要的諷刺技巧,常與對比設計;有如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中慳吝刻薄的猶太人和有情有義的男主角,反諷商場上的利益至上,又如《西遊記》中的孫悟空和豬八戒,反諷人性之矛盾。

以張愛玲之〈紅玫瑰與白玫瑰〉為例,文中以男性的觀點寫「振保生命裡兩個女人,一個是聖潔的妻子,一個是熱烈的情婦……也許每一個男子全都有過這樣的兩個女人,至少兩個。娶了紅玫瑰,久而久之,紅的變成了牆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還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飯黏子,紅的卻是心口上的一顆硃砂痣。」這句話對於傳統的男人確有幾分真實。他們把女人分為貞女與妓女兩種,這種簡單刻板的二元分立,由女性的筆寫出就充滿反諷的意味。同時它也是倒寫,即表面同意,事實上是加以拆解的過程。

文中一再強調振保是個「好人」,所謂的好又是反語,在一個不講求兩性相互尊重與理解的制度下,男性被設計成追求成就、捍衛家族利益的無情怪物,正因為內心乾枯,才會將自身的情欲投射到女人身上,而人的內心有天使與魔鬼,面具與陰影,經由他內心折射出來的女人也只有兩種,一種是無私自我奉獻的聖女,一種是淫蕩無恥的妓女,前者無性,後者多欲。振保輕率地離開熱烈愛他的紅玫瑰,娶了看似貞潔的白玫瑰,情欲無法滿足,落得以嫖妓度日。當他多年後再見到紅玫瑰,看她生活美滿,不禁淚流滿面,那並非懺悔的眠淚而是失敗的眼淚。

振保最大的痛苦在於價值系統的崩潰,他努力做一個好人,認為感情的失敗不算失敗,不妨礙作為一個好男人,但他知道自己的內心逐漸空洞與腐敗。他同時錯看了女人,原來玫瑰之白非白,紅非紅,白會變紅,紅也會變白,就像浪漫的紅玫瑰變成貞潔的妻子;貞潔的白玫瑰卻紅杏出牆。女人既不純然是紅玫瑰也不純然是白玫瑰,而是變色的玫瑰。

作者表面上同意父權社會對女性的二元分立,事實上紅與白不是絕對的,而是可以互換,既然可以互換,那麼原來的假設就被拆解了。更進一步說,女人是花嗎?男性常以花比擬女人,就像張愛玲另一篇小說〈花凋〉中早夭的川嫦,她的墓碑上刻著:「川嫦是一個稀有的美麗女子……十九歲畢業於宏濟女中,二十一歲死於肺病……回憶上的一朵花,永生的玫瑰」。這麼詩意的文字出現在墓碑上,正說明女人的一生是多麼諷刺的子虛烏有。

花,看來好像是具備生命的象徵,事實上,加在女人身上的符號,常是脫離泥土無根的花朵,只具備花的表象,而不具備植物野性的生命力。第一個將女人形容為花的,或許是女人自己,圓形輻射狀的圖像接近星辰,代表女人對宇宙天體及生命的冥冥感知。

在《詩經》中,那些植物與女人多麼親近且富於生命!那是一個男子狩獵女子採集野菜野桑野花的時代,而那些植物根植於大地,並非離根離土的瓶中花。當男人將女人形容為花朵時,常是無生命的意象。

因此才有振保將女人分為兩種,一為紅玫瑰,一為白玫瑰,諷刺的是,我們在小說中一點也聞不到女性花朵的芳香,只聞到女人枯死的腐臭,在美麗的標記之下,不正蘊藏恐怖的死亡嗎?女性作家顛覆女性神話的書寫策略,有時以改寫名言或典故為主,如蘇青將「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重新標點,改寫為「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張愛玲改寫「節烈」為「振保的生命裡有兩個女人,他說一個是他的白玫瑰,一個是他的紅玫瑰,一個是聖潔的妻,一個是熱烈的情婦—普通人向來是這樣把節烈兩個字分開來講的。」

張愛玲另一書寫策略是倒寫傳奇結構。傳奇的敘事特徵是曲折離奇,戲劇性的故事情節,它的特質與西方的羅曼史相近,強調二元對立的衝突性(善/惡,男人/女人,聖女/妓女,光明/黑暗,美/醜),以及充滿疑問語碼(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因為太強調善惡分明,男女性別,常使人性的描寫不夠深刻,或流入機械性重複性的「懸疑」當中。

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來看,言情小說的缺陷不在「愛情」,而在刻意強化男尊女卑的不平等關係。

然而張愛玲的愛情傳奇,在表面上承襲鴛鴛蝴蝶派小說的架構,骨子裡卻包含著多樣的改寫策略,而出現「羅曼史」、「反高嘲」、「反二元對立」的反叛精神。

如〈傾城之戀〉,表面上具有言情故事的架構,我們卻看不到愛情的描寫,只看到男女之間的挑逗、謀略及計策,這種「無愛」的愛情故事尚有〈留情〉、〈等〉、〈茉莉香片〉、〈沉香屑—第一爐香〉、〈沉香屑—第二爐香〉,這些以「傳奇」為名的愛情故事,十分諷刺地並不存在浪漫的愛情因子。

「反高潮」亦是張愛玲喜歡採用的小說手法,這種低調壓抑的手法大大降低情節的戲劇性,卻增添了真實性。在〈小艾〉中,前半篇極力描寫小艾被虐待的痛苦遭遇,後半篇卻沒依循著通俗小說「苦盡甘來」、「惡有惡報善有善報」的邏輯發展。甫得婚姻幸福的小艾馬上面臨病痛、貧困與丈夫分離的痛苦,虐待過她的五老爺、五太太、憶妃老九雖也沒什麼好下場,但小艾的一生就像她的破棉被一樣黯淡不堪,最後也終要面對自己的早逝。

而在《半生緣》中因誤會分離的愛侶世鈞與曼楨,相隔十四年再相逢,相對無語,作者沒有寫他們的激動與復合,只寫斜陽,寫歲月的無情,使讀者在心理上閃現空白,失落之感油然而生。張愛玲小說技巧如此複雜,寫小說的人如何模仿學習呢?

《張愛玲課》書封。(印刻)
《張愛玲課》書封。(印刻)

*作者任教於東海大學中文系。以散文集《花房之歌》榮獲中山文藝獎,《蘭花辭》榮獲首屆台灣文學獎散文金典獎。《花東婦好》獲2018金鼎獎、台北國際書展大獎。本文選自作者新作《張愛玲課》(印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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