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小說除了寫活人物、照顧情節、寫活對話、選擇敘述觀點、布置場景，如何進一步深化小說的戲劇張力？利用對比設計以加強諷刺性，以及利用倒寫以顛覆性別刻板印象，可說是較複雜的技巧。凡人都不喜歡單調平直，對比設計是打破單調的重要方法：簡單的對比如好人與壞人、英雄與魔鬼、美女與巫婆、王子與乞丐，都能形成對比設計產生戲劇張力。
而諷刺技巧又分為反諷（irony）、嘲諷（satire）、譏刺（sarcasm）。
其中反諷為最高級的諷刺技巧，它是語言的諷刺，常以反語或雙關語出之。如我們對倒楣的人說：「你的運氣未免太好了！」又如杜甫諷刺當時社會貧富不均說：「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嘲諷也是在語言上，但卻是較露骨直接的諷刺，如白居易寫《長恨歌》諷刺唐玄宗：「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從此君王不早朝。」「但使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譏刺多半是情境或動作上的諷刺，常出現尖酸刻薄的情境或突梯可笑的場面，如《儒林外史》描寫范進中舉種種誇張可笑的情節。
反諷（irony）作為非常重要的諷刺技巧，常與對比設計；有如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中慳吝刻薄的猶太人和有情有義的男主角，反諷商場上的利益至上，又如《西遊記》中的孫悟空和豬八戒，反諷人性之矛盾。
以張愛玲之〈紅玫瑰與白玫瑰〉為例，文中以男性的觀點寫「振保生命裡兩個女人，一個是聖潔的妻子，一個是熱烈的情婦……也許每一個男子全都有過這樣的兩個女人，至少兩個。娶了紅玫瑰，久而久之，紅的變成了牆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還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飯黏子，紅的卻是心口上的一顆硃砂痣。」這句話對於傳統的男人確有幾分真實。他們把女人分為貞女與妓女兩種，這種簡單刻板的二元分立，由女性的筆寫出就充滿反諷的意味。同時它也是倒寫，即表面同意，事實上是加以拆解的過程。
文中一再強調振保是個「好人」，所謂的好又是反語，在一個不講求兩性相互尊重與理解的制度下，男性被設計成追求成就、捍衛家族利益的無情怪物，正因為內心乾枯，才會將自身的情欲投射到女人身上，而人的內心有天使與魔鬼，面具與陰影，經由他內心折射出來的女人也只有兩種，一種是無私自我奉獻的聖女，一種是淫蕩無恥的妓女，前者無性，後者多欲。振保輕率地離開熱烈愛他的紅玫瑰，娶了看似貞潔的白玫瑰，情欲無法滿足，落得以嫖妓度日。當他多年後再見到紅玫瑰，看她生活美滿，不禁淚流滿面，那並非懺悔的眠淚而是失敗的眼淚。
振保最大的痛苦在於價值系統的崩潰，他努力做一個好人，認為感情的失敗不算失敗，不妨礙作為一個好男人，但他知道自己的內心逐漸空洞與腐敗。他同時錯看了女人，原來玫瑰之白非白，紅非紅，白會變紅，紅也會變白，就像浪漫的紅玫瑰變成貞潔的妻子；貞潔的白玫瑰卻紅杏出牆。女人既不純然是紅玫瑰也不純然是白玫瑰，而是變色的玫瑰。
作者表面上同意父權社會對女性的二元分立，事實上紅與白不是絕對的，而是可以互換，既然可以互換，那麼原來的假設就被拆解了。更進一步說，女人是花嗎？男性常以花比擬女人，就像張愛玲另一篇小說〈花凋〉中早夭的川嫦，她的墓碑上刻著：「川嫦是一個稀有的美麗女子……十九歲畢業於宏濟女中，二十一歲死於肺病……回憶上的一朵花，永生的玫瑰」。這麼詩意的文字出現在墓碑上，正說明女人的一生是多麼諷刺的子虛烏有。
花，看來好像是具備生命的象徵，事實上，加在女人身上的符號，常是脫離泥土無根的花朵，只具備花的表象，而不具備植物野性的生命力。第一個將女人形容為花的，或許是女人自己，圓形輻射狀的圖像接近星辰，代表女人對宇宙天體及生命的冥冥感知。
在《詩經》中，那些植物與女人多麼親近且富於生命！那是一個男子狩獵女子採集野菜野桑野花的時代，而那些植物根植於大地，並非離根離土的瓶中花。當男人將女人形容為花朵時，常是無生命的意象。
因此才有振保將女人分為兩種，一為紅玫瑰，一為白玫瑰，諷刺的是，我們在小說中一點也聞不到女性花朵的芳香，只聞到女人枯死的腐臭，在美麗的標記之下，不正蘊藏恐怖的死亡嗎？女性作家顛覆女性神話的書寫策略，有時以改寫名言或典故為主，如蘇青將「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重新標點，改寫為「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張愛玲改寫「節烈」為「振保的生命裡有兩個女人，他說一個是他的白玫瑰，一個是他的紅玫瑰，一個是聖潔的妻，一個是熱烈的情婦—普通人向來是這樣把節烈兩個字分開來講的。」
張愛玲另一書寫策略是倒寫傳奇結構。傳奇的敘事特徵是曲折離奇，戲劇性的故事情節，它的特質與西方的羅曼史相近，強調二元對立的衝突性（善／惡，男人／女人，聖女／妓女，光明／黑暗，美／醜），以及充滿疑問語碼（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因為太強調善惡分明，男女性別，常使人性的描寫不夠深刻，或流入機械性重複性的「懸疑」當中。
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來看，言情小說的缺陷不在「愛情」，而在刻意強化男尊女卑的不平等關係。
然而張愛玲的愛情傳奇，在表面上承襲鴛鴛蝴蝶派小說的架構，骨子裡卻包含著多樣的改寫策略，而出現「羅曼史」、「反高嘲」、「反二元對立」的反叛精神。
如〈傾城之戀〉，表面上具有言情故事的架構，我們卻看不到愛情的描寫，只看到男女之間的挑逗、謀略及計策，這種「無愛」的愛情故事尚有〈留情〉、〈等〉、〈茉莉香片〉、〈沉香屑—第一爐香〉、〈沉香屑—第二爐香〉，這些以「傳奇」為名的愛情故事，十分諷刺地並不存在浪漫的愛情因子。
「反高潮」亦是張愛玲喜歡採用的小說手法，這種低調壓抑的手法大大降低情節的戲劇性，卻增添了真實性。在〈小艾〉中，前半篇極力描寫小艾被虐待的痛苦遭遇，後半篇卻沒依循著通俗小說「苦盡甘來」、「惡有惡報善有善報」的邏輯發展。甫得婚姻幸福的小艾馬上面臨病痛、貧困與丈夫分離的痛苦，虐待過她的五老爺、五太太、憶妃老九雖也沒什麼好下場，但小艾的一生就像她的破棉被一樣黯淡不堪，最後也終要面對自己的早逝。
而在《半生緣》中因誤會分離的愛侶世鈞與曼楨，相隔十四年再相逢，相對無語，作者沒有寫他們的激動與復合，只寫斜陽，寫歲月的無情，使讀者在心理上閃現空白，失落之感油然而生。張愛玲小說技巧如此複雜，寫小說的人如何模仿學習呢？
＊作者任教於東海大學中文系。以散文集《花房之歌》榮獲中山文藝獎，《蘭花辭》榮獲首屆台灣文學獎散文金典獎。《花東婦好》獲2018金鼎獎、台北國際書展大獎。本文選自作者新作《張愛玲課》（印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