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文學院以「經典保護」法律起訴新納粹。這場爭議對我們回顧歷史上的浪漫民族主義文學、反省經典所起的作用，是很有教益的。
3月10日，瑞典文學院起訴新納粹網站Nordfront（簡稱「北線」）的官司在斯德哥爾摩開庭。這個官司的獨特之處在于，文學院所依據的「經典保護」法規在瑞典已存在60年，但這卻是第一次適用於法庭。
文學院指控北線網站引用了三位著名詩人的詩歌，以美化「雅利安民族」並傳播納粹思想。當我閱讀這三位元經典詩人的作品時，不免有點納悶：19世紀北歐浪漫主義時期的偉大詩歌，為什麼會被當今新納粹看上並引用？
為何這些詩歌不能被新納粹引用？
這場詩歌之爭始於2018年春季。當時，一個叫「法律陣線」的民間組織提請瑞典文學院注意，說北線網站引用了一些經典作品，用以宣傳納粹思想。
北線網站由「北歐抵抗運動」（NMR）運營。NMR是一個植根於北歐地區的新納粹組織，於1997年始建於瑞典，後在挪威、芬蘭、冰島和丹麥等建立了分支。該組織公開宣導種族主義和反猶主義學說。
不久，瑞典文學院向北線網站提出要求：撤下一些經典文本。這一要求被北線拒絕。再次警告無效，瑞典文學院便於2019年底，向專利和市場法院起訴該網站的經營者NMR。文學院的訴訟理由是：那些文本屬於著作權法中的「經典保護」的物件，而北線網站以違背「保護」宗旨的方式引用其詩歌，對公眾具有嚴重的冒犯性，這就違反「精神修養的利益」。
在這場訴訟中，瑞典文學院的要求是：禁止該網站摘錄引用作家Esaias Tegnér，Verner von Heidenstam和Viktor Rydberg，以及冰島艾達詩歌「Hávamál」，禁止北線網站和NMR 引用某些民族浪漫主義詩歌，否則，將分別對上述兩個機構分別處以100萬瑞典克朗的罰款。
這似乎超出了我們的理解。為什麼在一個世界民主指數最高的國家，某些優秀的經典詩歌不能被自由引用？瑞典文學院有什麼權利禁止他人引用某些詩歌？
按照瑞典《版權法》，要保護一些因年代久遠而失去版權的經典文學和藝術作品，使之免受不適當的扭曲。瑞典文學院是有權援引「經典保護」的三個機構之一。他們有權採取保護措施，包括訴訟行動。
毫無疑問，引用經典詩歌應該是自由的，但問題在於，北線網站的新納粹背景，以及他們引用經典詩歌的方式。
該網站的主要內容是：否認大屠殺、反猶、煽動種族主義、鼓勵暴力行為……。他們在引用經典詩歌的文本時，特意與納粹的宣傳內容聯繫起來，將二者並列引用，這就嚴重地扭曲了經典詩歌。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文學院才做出反應。
瑞典文學院曾在2014年有過類似的行動。當時，已故的女詩人Karin Boye的詩被廣告商用來推銷汽車，這就嚴重歪曲了作者本人的理念。結果，瑞典文學院發了一封信，汽車製造商立即撤回廣告，沒有鬧到法院開庭的地步。
訴訟專業戶：新納粹振振有詞
然而，北線網站絕非省油的燈。近年來，這個聚集北歐各國新納粹的網站，已有涉嫌煽動175起針對種族的案件，被瑞典司法當局調查起訴。這些案件通常涉及希特勒圖像、與納粹意識形態有關的其他符號。
官司不怕多。對瑞典文學院的指控，北線網站表示，他們絕不在自己網站上刪除有關經典。對此，新納粹振振有詞。
第一，說自己的言論表達自由受到了來自瑞典文學院的攻擊，並質問：難道只有那些具有「正確」政治見解的人才能引用這些古典詩歌？
第二，指責瑞典文學院在此案中所依據的法律。說「經典保護」是一部晦澀的法律，以前從未被瑞典法院適用過，因為它含糊不清，非常主觀，沒人知道如何解釋它。北線網站還說，他們引用經典詩歌是一個良好的文學實踐，其引文沒有被扭曲，因此不應適用「經典保護」法律。
第三，指瑞典文學院「缺乏話語權」。北線網站的法律代表認為，只有一個機構有權提出禁止引用經典的訴訟，而文學院則不是。
納粹們還說，這些經典是北歐民族共同的文化遺產，自己擁有與祖先的價值觀相協調的價值觀，因此決不屈服。
看起來，北線網站的自我辯護並不是毫無道理。但是，如果我們瞭解右翼極端主義運動在北歐活動猖獗的大背景，瞭解該網站散佈的諸多仇恨言論，以及那些反猶太主義、種族主義活動，從根本上威脅著我們的民主社會，那麼，瑞典文學院採取法律行動，禁止新納粹以與「社會價值」相抵觸的方式引用經典詩歌，就可以理解了。
三位經典詩人的詩歌真無辜嗎？
在新納粹的自我辯護中，有一點令我注意，即他們強調自己的價值觀與祖先的價值觀相協調，即二者有相通之處。那麼，我們先看看三位經典詩人是什麼人，他們的哪些詩歌讓新納粹感興趣。
一，特涅爾（Esaias Tegnér）是希臘文教授、韋姆蘭教區的主教，自1819年起任瑞典文學院院士。他的詩歌宣揚熾熱的愛國主義及對俄羅斯的仇恨，呼籲戰爭並增強民族意識
新納粹引用了特涅爾的《海盜》一詩片段：「短短的是勝利的雷神托爾的錘柄，/ 只有一英畝長的是豐饒之神弗雷的劍：/ 適可而止；假如你有勇氣，/ 那就在該出手時，/ 在你的劍刃不太短時走近你的敵人。」
二，海頓斯坦（Verner von Heidenstam）於1912至1940年任瑞典學院院士，並于1916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其詩歌打破了流行的寫實主義和自然主義文學傳統，轉而專注於浪漫、個人主義、感性主義和瑞典大國歷史的浪漫化。
新納粹引用了海頓斯坦的愛國詩歌《呼喚與承諾》中的片段：「與其看不到這個年頭日甚一日的衰敗，/ 不如看到一個復仇者現身更令人驚醒，/ 乾脆讓我們全體人民一起毀滅，/ 讓農場和城鎮通通燃燒更驚心動魄。/ 與其與行將熄滅的火舌一起凋謝，/ 不如孤注一擲引以為傲。/ 與其從未拉緊弓弦，/ 不如聆聽一根弦嘎然崩斷的美妙。」
三，里德伯格（Viktor Rydberg）是文化史學家、瑞典文學院院士。他於1886年出版《日爾曼神話調查》，討論了雅利安人的起源、世界起源，神靈和人類的神話。
新納粹引用了裡德伯格的《天藍色》一詩：「我覺得我是你的血族，/ 天上的人！/ 屬於最純淨，最古老的雅利安血統，/ 屬於瑞典人，/ 被友好的命運女神授予神聖的天職。/我的人民是自身祖先的象徵，/ 在友好的兒童眼中有天空的碧藍，/ 在耀眼的旗幟上有天空的碧藍。」
浪漫民族主義文學和法西斯
上述三位作家，都出生於19世紀瑞典文學浪漫時期之後。當時，民族主義成為歐洲浪漫藝術和政治哲學的中心題材。在德國，歌德的作品對民族主義意識的崛起給了極大的助力。波蘭詩人密茨凱維奇，曾自豪地將波蘭描述為世界各國的救世主。
瑞典文學界也不遑多讓。早期的浪漫民族主義強調維京人是英雄人物。後來的浪漫主義詩人號召文學的民族復興。他們選擇歷史題材表現愛國主義，運用豐富的想像與誇張手法，體現瑞典民族特徵的英雄氣質。毫無疑問，浪漫民族主義文學有其歷史意義。它注重於尋根，發展了國家語言和民俗，創造宏偉、崇高而充滿激情的藝術風格。
但是，一味歌頌本民族的偉大光榮，很容易形成一種自我中心的心態，即認為自己所屬的人種、民族或國家優越於其他。這種民族自大發展到極端，就走向種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歐洲民族主義運動在19世紀勃興之後，為20世紀的歐洲帶來了殘酷的戰爭，其藝術一度淪為希特勒的「崇高和美的喉舌」。
這樣我們就理解了，瑞典文學院所要保護的三位元經典詩人的作品，其高亢飛揚的浪漫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存在著某種歷史淵源，因此能夠為新納粹網站所利用。無論這場官司勝敗如何，我們對民族主義的極端化不能不保持警惕。
今年1月6日，我們吃驚地發現，在美國國會叛亂中的「暴徒」，不少是那些自稱福音派的基督徒。他們信奉的美國基督教民族主義，與耶穌充滿仁愛的教義是對立的。
一些在二戰後倖存的猶太作家，對歐洲基督教人文主義者有過痛心的批判，例如，1986年獲諾貝爾和平獎的作家威塞爾，在《論文化藝術中的革命》一文中指出：伏爾泰和歌德等歐洲文化名人都是有罪的，因為他們所宣揚的平等、正義，把猶太人排除在外。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匈牙利猶太作家凱爾泰斯強調說：「奧斯維辛是在基督教文化氛圍中發生的。」
歷史上一些精彩的詩歌意象如同一劍雙刃。面對它們，人們不能渲染其血腥的一面，而應弘揚它所象徵的人文精神。今天，瑞典文學院正以「經典保護」法律起訴新納粹。這場引文爭議，對我們回顧歷史上的浪漫民族主義文學、反省經典所起的作用，是很有教益的。
＊作者是定居在瑞典的華裔作家。本文FT中文網，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