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進步是否有利於民主？」是21世紀獨有的有趣問題。科技進展不僅創造許多日常生活上的便捷，也改變了政府執政與人民抗爭的方式。美聯社指出，因為社群軟體的存在，緬甸這次抗議政變的抗爭運動與1988年的民主運動有些不一樣。不過，這樣的不同是否能真正帶來實質上的改變，仍然是個問號。
在手機輕鬆瀏覽地球上任何一個角落拍攝的照片、影片，已然成為你我日常生活的常態。伴隨著社群網站問世，我們這個時代的基本行為模式可以說是：「拍下來、傳上去、告訴全世界」（film it, upload it, tell it to the world），這對身處緬甸的抗爭者來說，也不例外。
在拒馬旁、樹枝後、從車窗拍出來；橫的、直的、歪斜的；清楚的、晃動的、邊逃邊拍的……。一張張、一段段捕捉緬甸街頭的照片與影片，紀錄了抗爭現場的緬甸人：有人在哭、有人在尖叫、有人在幫忙、有人在懇求，也有人命垂危。這一切都透過社群網路接觸到了全世界的使用者，這也使得這一次緬甸抗爭與1988年8月8日的「8888起義」有些不同。
慘敗收場，意義不容抹滅的8888起義
8888起義（或稱8888民主運動，名稱來自於日期中有4個8：1988年8月8日）是上個世紀末，發生在緬甸的關鍵抗爭。當時軍政府治下的緬甸政治氣氛看似相對和緩，但是長期專制獨裁下累積的壓力在軍政府一個不智的貨幣政策下爆發，到了8月8日，緬甸全國各地街頭出現大批抗議民眾，主要訴求已經從抗議貨幣改革到了爭取民主與人權。
當時，翁山蘇姬從英國返回緬甸照顧生病的母親。她的父親是締造緬甸獨立、被緬甸人尊為國父的翁山將軍。親歷這場民主運動的翁山蘇姬很快加入抗爭，並且成為這場運動的象徵。主張非暴力抗爭的翁山蘇姬，對8888起義帶來更多活力，在她參政前後多位政壇要角紛紛發聲支持民主運動，這個夏天後來成為緬甸人口中的「民主之夏」。
然而民主確實只維持了一個夏天。9月18日，軍方開始血腥鎮壓，軍隊開進全國各主要城市，示威者遭到無差別射殺，9月21日，軍政府重新掌握政局。數天之內造成無數傷亡，亦有多人遭到逮捕，不少人則逃亡至鄰國如泰國、中國。官方公佈的統計數字是95人死亡，240人受傷，不過民間事後估計，死亡人數應介於3000至1萬人。翁山蘇姬此後遭到多次軟禁，其餘民主人士亦遭抓捕或逃亡國外。
8888起義雖然在軍政府暴力鎮壓下以慘烈的失敗告終，但是卻對緬甸日後的民主化奠定不可抹滅的基礎。除了翁山蘇姬個人的參政及政黨「全國民主聯盟」的創立，更重要的是在緬甸民間散布了民主意識的種子，使人民認識了獨裁以外的可能。
科技為本次民主運動帶來更多外界關注
在當年，沒有網路、沒有智慧型手機，因此這個由學生發起的民主運動很輕易地就被軍政府以暴力鎮壓，並從此讓緬甸成為一個封閉的國度。外界花了數月、乃至於數年的時間，才漸漸釐清1988年的夏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不過在這個春天，大量的影像被上傳到網路，提供了外界第一手、最接地的訊息，有不少檔案更是拍攝之後立刻被上傳出去，毫無時差地傳遞到數以百萬計的全球用戶眼前。
「如果你能眼睜睜看見，你往往會更加關注」這樣的說法固然是老生常談，但是用以理解本次民運與8888起義間的差異，卻是相當精闢。丹佛大學（University of Denver）的學者戴曼霍里（Kareem El Damanhoury）告訴《美聯社》：「你知道的，就像那句老話說的，一張照片勝過千言萬語。因為照片能讓你感覺『這是真的！這正在發生！』」對於今日緬甸的情況，戴曼霍里說：「這些影像不只是對正在發生的事情進行補充，他們在日後將會成為對這場衝突的定義本身。」
在上周三（3月10日），政府暴力鎮壓群眾運動，導致超過60人死亡，另外估計有近2000人將入獄，政府也對媒體的報導進行干預，甚至有美聯社、德新社等外媒記者也遭逮捕，這些逮捕過程也被手機拍下。聯合國發言人杜加里克（Stephane Dujarric）談及被捕的記者時說：「這些影片讓人非常不舒服。」這些影片都由業餘人士錄製，並非來自專業攝影記者。另一方面，各家媒體所提供的影像，也大多來自民眾自發上傳的影片——從拍攝方式的稚嫩到影像本身的品質，觀眾可以很明顯感覺到，這並非專業攝影師所攝。
科技的民主化：人人都能透過影像向世界發聲
記者遭到逮捕呼應了抗爭者與記錄者之間界線的模糊，而傳統上的攝影者與被攝者如今身份交換，則似乎暗示了專業技術的民主化：攝影機不再被專業人士把持，民眾也能透過影像傳遞出自己想傳遞的訊息。這種由業餘民眾以「接地氣」的影像來對衝突進行定義的方式，在過去十多年越來越蔚為風氣。
根據《美聯社》報導，不少學者將伊朗少女索爾坦（Neda Agha-Soltan）之死視為這股變化的開端。索爾坦在2009年上街抗議伊朗選舉結果時遭到伊朗政府開槍射殺，其死狀被錄製下來上傳到網路。當年YouTube剛成立4年，距離蘋果推出推出第一支iPhone才剛過兩年。
在這幾年之間，業餘人士拍攝的影片變得越來越容易分享，且品質越來越高，價格方面也越來越能夠負擔，突然之間，我們走進了一個人人口袋裡都有照相鏡頭的時代。
在索爾坦之死後，手機的拍攝功能紀錄了全球各地的社會運動，從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到2014年的香港雨傘革命，還有多起美國警方針對黑人的執法過當行為，各種影像在手機間流傳，完整地不停重現事件始末（引發BLM的George Floyd一案的完整影片就長達9分鐘），一個地方的暴力行為因此能迅速在另一個地方的激起聲援與譴責的聲浪，然而於此同時，政府的監控手段也越發進步。
照片、影片、直播，科技讓這次緬甸抗爭不一樣
回到緬甸這個例子，當年8888起義的影像紀錄稀少得屈指可數，而且外界與緬甸國內的聯繫更是幾乎不可能。在沒有網路、沒有影音平台、沒有社群媒體的當年，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很容易遺忘緬甸，而且一忘就是一整個世代。
不過這次不一樣。儘管YouTube以違反服務規則的理由下架了緬甸軍方的頻道，民眾拍攝的影片依舊大量流傳，從照片到影片，乃至於線上直播，各種影像紀錄了抗爭的面貌。另一方面，各政府單位（如美國、聯合國）紛紛引用這些影像資料來呼籲人民的關注、甚至相關政策的改變。
紐約大學教授、《圖片的興起、世界的傾頹》（The Rise of the Image, the Fall of the Word，1998，中文書名為暫譯）一書作者史蒂芬斯（Mitchell Stephens）告訴《美聯社》：「我對這些充滿生氣的影像感到震驚，圖片中那些顏色、那些有力的能量，都非常特殊。」
史蒂芬斯針對來自緬甸的大量現場影像表示：「他們迫使我們回想起過去數十年，世界各地一場場失敗的民主運動，我不禁回想到阿拉伯之春、天安門事件等令人失望的悲劇。」
「拍攝」的民主化，能帶來政治的民主化嗎？
當然，這之間的差別除了在於黑白或彩色，更在於從事「拍攝」這個行為本身的變革：天安門事件那張震驚全球的坦克人照片，是攝影記者以當時最專業的攝影技術、在（安全無虞的）高處俯視照下的，唯有如此方得為那歷史一刻留下見證。而現今，我們人人都有了拍出高解析度照片的器材，攝影的角度也從俯視成為平視，從局外人的觀點變成局內人。科技的進步確實改變了抗爭的進行方式，抗爭戲碼得以變得更加多元，也在短時間內爭取到更多的關注，儘管同一時間政府的監控手段也越發細緻。
然而，所謂「科技的民主化」真的代表我們離民主更加靠近嗎？任教於富蘭克林與馬歇爾學院政府系的顏維婷告訴《美聯社》：「對於影像的民主化是否能夠或如何能夠向外界施壓，我相當懷疑。」「確實，（這些影像）提供了更靠近真相那種了解」，但是除此之外呢？或許沒有別的了。
顏維婷說：「在緬甸，最初那幾天非常令人驚艷，但接下來你看見恐怖的鎮壓。……同時，人們是善於遺忘的，他們忘記發生了什麼，然後當他們下次再次看見這些影像，他們不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情，於是只說『喔喔，原來是這麼一回事』，然後就去做別的事情了。”
2003年，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出版《旁觀他人之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討論戰爭和攝影倫理，追問充斥在日常生活中的戰爭影像，究竟是有助於弭平戰爭，抑或是建構出一則戰爭神話。看見他人受苦，究竟是讓我們記取教訓，或是讓我們變得麻木？在2021年，打開手機三秒內就能看到數千公里以外的民主運動如何被暴力鎮壓，究竟是讓我們起身去做點什麼，抑或是發出一聲旁觀者的感嘆：「啊，世界就是如此」，然後繼續安穩度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