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強生無奈地說，當時就連卡司也讓他遭到批評，有人質疑為何不把機會留給劇場人，卻挑電視明星，「他們覺得這是種背叛，但為什麼我不能單論好壞，就只能用劇場人？有藝術性的東西，不可以讓知名演員來演出嗎？」
啟售就遇SARS 郭強生超前部署20年疫情經驗
想著要對台灣劇場拋出新觀念，郭強生自籌300萬經費頂起整齣戲，豈料開始售票後3個禮拜，SARS疫情爆發，實體演出幾乎全部喊停。
那個年代，不像今天碰上疫情有紓困補助，演出如果取消，所有7、80萬的舞台布景與宣傳花費形同人間蒸發，郭強生咬著牙，把檔期從4月延到6月一博，劇組每天戴著口罩排戲，沒想到演出前1周，疫情還真的解封，那個周末台北風和日麗，人們紛紛出門放風，「當時全台北只剩2個表演，我的戲跟《人間條件》 。」他就這麼超前20年部署了疫情經驗。
也是那一年，爾雅出版社創辦人隱地找上郭強生，希望他寫年度日記文學，其實在此之前，他甚至不認為自己寫過散文，「要有一定洞徹力，能寫出真實活過的深刻，這是我對散文的期待。」喪母之痛與社會一團亂的那段時光，他就這樣靠著戲劇、寫作撐過去。
「記憶中的家消失」 他把散文當遺書寫
命運也巧妙，曾有人跟郭強生說，「你離開台灣就有錢，回來台灣就沒錢」。1989年赴美唸書時，台灣剛擠身亞洲四小龍沒多久，1997年後亞洲金融風暴、美國網際網路泡沫等事件接二連三，經濟一步步往下，連他都覺得莫名其妙，甚至他的家族命運之動盪，也和台灣時局動盪吻合，「大家懂了吧，原來台灣命運在我手裡。」
2010年之後頭幾年，拆大埔、洪仲丘案、太陽花學運……公民運動風起雲湧，也是那段期間，他的哥哥罹癌驟逝、父親失智，他每周將近一半日子在台北、花蓮間往返，巨大的壓力下，他卻交出第一本散文集《何不認真來悲傷》，書裡一一自陳過往傷痛，從父母失和、家人離世到情人自殺，他寫道：
「將近一年的時間，我努力捕捉記憶中即將消失中的這個家，既不是企圖寫下家族史，也不是自傳之書，只因我最想探索的，是這一家人感情糾結的緣起，與爾後揮之不去的疏離。我只知道，生命中其他消失的過往，我都可以放手，但這次不能。我只有這一個家，不想等到一切都過去了才來哀悼懷念。我已經等了太久了。我甚至後悔沒有早一點動筆。」
「我就當遺書寫，也只能這樣了。」說著郭強生把語調放低，「該做的、該了結的事就做一做吧。我當下的狀態是，我還不了吧，這些事都太巨大、太糾結，我已經失去一切一般人可以倚靠的家的形式，我知道那個家就是沒有了，我只剩下我爸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