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國祥觀點:香港民主暗無天日,台灣主權烏雲罩頂?

2021-03-12 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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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春夏之交,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自6月9日第一場百萬人大遊行後,示威者與警方暴力衝突綿延數月且不斷升級,為香港回歸後最大規模抗爭。(資料照,郭晉瑋攝)

2019年春夏之交,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自6月9日第一場百萬人大遊行後,示威者與警方暴力衝突綿延數月且不斷升級,為香港回歸後最大規模抗爭。(資料照,郭晉瑋攝)

北京正在按照自己的形象改造香港。中共全國人大會議近日審議「建立香港特色民主選舉制度」草案,為了落實「愛國者治港」,決大幅修改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產生辦法,為打造清一色的治港隊伍砌磚添瓦。正當此時,香港法院大剌剌地審理47名因為去年參加「35+初選」而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名的泛民主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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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場波瀾壯闊但也脫序出軌的民主運動功敗垂成,換來北京既密集又猛烈的組合拳。港人看得目瞪口呆,飽嚐痛楚,由不得浩嘆「方案之辣超乎預期」。北京先前頒布的港版國安法同樣辣到港人受不了。香港民主已經暗無天日,未來勢必日益內地化,逐漸成為中國大陸普通的一個城市。

對於曾經引領風騷的香港民主派來說,這將是一個長期性、殲滅性的打擊。北京對香港施加的所謂「選舉制度改革」,從兩方面給民主派設限。一是參選資格審查,篩掉激進反對派和本土主義分子;二是把民主派壓縮至一個不成氣候的比例,就算他們當中的溫和派獲准參選又選上,所占席次只能少於立法會中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北京打的是一場「管治權保衛戰」,決意在香港徹底殲滅企圖奪取管治權的民主派,全力構築權力萬里長城,以確保管治基業屹立不搖。

為了確定參選者都是北京認可的「愛國者」,未來將會成立機構審查參選資格,同時賦予改造後的選舉委員會超大的權力,由他們「產生較大比例的立法會議員和直接參與提名全部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的新職能」。選委會將增加一個界別,就是北京的嫡系組織,產生方式等同於中央變相委任,可以預見,民主派獲得提名難如登天。

北京設下選舉制度的重重關卡,擺明是要堵住民主派「混進」特區政府的巧門,比如因為民主派在前年的區議會選舉中大勝,因此切斷區議會向立法會及選舉委員會輸送席位的門路,又計畫在立法會直選改用雙議席單票制,以削減民主派能夠取得的議席。雙議席單票制規定每個選區選兩議員,選民只投一票,第一和第二高票者當選。如果民主派和建制支持者是六四比,在雙議席單票制之下,大部分選區就算民主派有兩人參選而且完美配票,頂多只能各取30%,低於保守派單一候選人的40%,所以民主派幾乎無法兩人一起當選。設想之周到,且出自沒有選舉實務經驗的北京當局,令人不能不佩服不已。

民主派懷疑香港立法會僅有的一點「反對黨政治」,未來將倒退到「壓力團體政治」,不再具有議會政治的功能,主要是各個行業的代表,扮演業界與政府之間的溝通角色,頂多為本行業利益向行政部門施壓。至於民主派,若要參選,可能要忍氣吞聲央求選委提名,再加上議席數目大減,選舉自然成為雞肋,令人意興闌珊。結果就是民主派再難在議會內發聲,制衡作用蕩然無存,北京中央如坐釣魚台,完全可以牢牢掌握香港管治的主導權。

北京何以如此罔顧港人意願,輕賤國際呼聲,大刀闊斧地砍殺香港小小的民主樹苗?有學者認為威權政體能否向民主轉型,關鍵在於「容忍成本」和「鎮壓成本」兩大要素。威權統治者的容忍成本愈低(愈能容忍)、鎮壓成本愈高(愈難鎮壓),則民主轉型機會愈大。反對派在香港回歸前二十年擁有一定的活動空間,北京對泛民主派與街頭抗爭尚能包容,主要是因為香港國際化程度高,金融中心功能對大陸經濟的重要性高若果鎮壓將付出重大代價。為了落實基本法邁向普選的規定,在不失去管治權而增大「安全係數」的設計下,北京在2014年授權港府制定普選方案,設置了嚴格的提名條件,以保證北京對候選人具有決定權。這個方案北京對香港民主化的「容忍成本」是有限度的,但在較高的「鎮壓成本」面前,不能不讓香港朝著普選之路緩慢推進,以免全然違逆港人和國際社會的預期。但是,這套緩進型的普選方案被香港反對派視為「假普選」,乃占領中環抗議,強力杯葛,方案最終遭立法會否決。

反對派大受鼓舞,以為民主抗爭情勢一片大好,於是走上「逢中必反」的激進路線,進而喚起民眾如痴如狂的響應,但「反送中」運動摻雜港獨主張,暴力頻仍且不斷升高,外國勢力或明或暗擊鼓助勢,以致於北京對香港抗爭的「容忍成本」驟升。另一方面,施行國安法之後,港人雖不豫卻也不得不順從,歐美國家窮盡所能制裁也只造成皮肉之傷,陸資緊緊控制住香港金融命脈,展現出北京對香港經濟掌控力穩如泰山。北京確信「鎮壓成本」雖然不可避免,但已大幅降低,完全可以支付,於是將反對派政治人物被一網打盡,進而修改選制確保管治權全面落實。由此可見,當「容忍成本」偏高而「鎮壓成本」走低,則易使威權統治挺進;反之則有所忌憚,按捺不動。

北京對待香港從容忍往鎮壓方向走,基本上是兩種成本的相對比較發生變化的結果,合乎其管治邏輯。香港的民主命運如此演變,至於台灣的主權維繫前景,北京是否也將依此邏輯決定對策呢?

當然,台灣的歷史背景、社會現況、國際處境完全不同,主權維繫問題也與民主發展問題截然不同,但在「一國兩制」共同適用的算盤上,北京對於港、台的決策思考與行事邏輯必然有一定的共通性,「容忍成本」與「鎮壓成本」的辯證關係,仍將左右其對台思維,不同的是改變為「維持現狀成本」與「武力統一成本」之間的對比關係算計。在北京的算盤上,兩種成本已有明顯變動。

在馬英九執政時代,台灣認同九二共識,不搞台獨,不完全親美而強烈反中,維持現狀的成本很低,所以北京對「一中各表」、「中華民國」、「外交休兵」相當包容,處理兩岸之間的政治分歧也保留彈性空間,連馬習會都可破天荒進行。同時,台灣與大陸之間形成越來越緊密的經濟、文化、社會紐帶,相互依賴程度加深,如果採取冒進的武統對策,成本太高,所以安於現狀,積極耕耘,夯實統一條件,兩岸和平因而暫獲保障。

20210228-前總統馬英九28日出席「二二八事件74周年紀念會」。(顏麟宇攝)
前總統馬英九執政時代,台灣認同九二共識,不搞台獨,不完全親美而強烈反中,維持現狀的成本很低,所以北京對「一中各表」、「中華民國」、「外交休兵」相當包容。(資料照,顏麟宇攝)

民進黨執政之後,北京估算的對台灣「維持現狀成本」和「武力統一成本」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在北京看來,民進黨否認九二共識、大張旗鼓力行親美反中、去中國化、一步步邁向實質台獨,跟香港反對派堅決反中,聲言與北京「攬炒」到底,召喚國際勢力介入,又有港獨呼聲,實有幾分相似。當兩岸之間的政治連結越來越淺,台灣越走越遠,愈益成為美國遏制中國的馬前卒,北京當局必然認定大陸對兩岸分離關係的現狀「容忍成本」必定增加;而當兩岸軍力越來越不對稱,相互依存關係日益削弱,美國介入所冒風險增大,中共當局勢必認定「硬的一手」的成本大幅降低,即使採取武力統一手段,相對於台灣在不歸路上越走越遠的危險趨勢,「鎮壓成本」相對低的,所以更可沒有顧忌地對台軍事施壓,圖謀非和平手段的統一。

北京對台政策的決策考量經緯萬端,但基於「容忍成本」和「鎮壓成本」算計的思考邏輯,必然是無法擺脫的。明乎於此,如何降低北京對台「維持現狀成本」,同時提高「武力統一成本」,應是台灣趨吉避凶的基本路數。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本文原刊《美麗島電子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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