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餐會的記者弗萊原是紐約上流社會的年輕人，畢業於哈佛大學，作為外派記者曾駐柏林，親眼目睹了納粹的崛起。此時，弗萊成了緊急援救委員會的代表，負責聯絡法國學術界需要流亡的人士。兩個月後， 弗萊帶著一個200人的名單和3000美元，自願奔赴馬賽。
弗萊到達後，馬賽風傳他是「難民的救世主」。他善解人意又寬容，很快就獲得各方面的好感。但是，由於真切關注那些將要成為犧牲品的人，這位左派自由主義者被迫與各方面衝突。他不但與法國維希政權衝突，與美國國務院衝突，還與自己的上司——緊急援救委員會的負責人鬧矛盾。
這是因為，為了拯救更多的人，弗萊決定與合法性決裂。他使用各種非法手段，例如黑市資金、偽造檔、秘密的山路和海上航線。當時的美國政府對民間自發的救援多有阻撓，而弗萊的上司為此膽怯。弗萊曾多次被維希政權拘留。1941年9月，他被法國驅逐出境。
雖然在馬賽只呆了13個月，弗萊的努力使約2000人獲救。今天，人們在紀念偉大的弗萊時，發現他的一大貢獻是：改變了美國人對待難民的態度。
沒有政治共同體，人便是被放逐的
身為猶太難民的鄂蘭，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指出：「沒有政治共同體，人便是被放逐的。」她所指的「政治共同體」，其概念來自古希臘的城邦，那裡的公民追求共同的利益與正義。
二戰結束後，懷著對「大屠殺」很深的愧疚感，聯合國於1948年在《世界人權宣言》裡規定：「人人有權在其他國家尋求和享受庇護以避免迫害。」從此，難民權成為人權的一部分。同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戰爭難民法》，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難民法。 1951年，聯合國《日內瓦公約》承認個人而非集體的難民身份，允許外國對個人流亡者予以保護。
然而，歷史有時會出現反復。自美國總統川普被選舉上台，一個世紀前美國農民反移民的歷史今又重現，二戰後美國確立的普世價值觀正面臨挑戰。在「美國至上」的孤立主義政策下，川普想要築起高牆。美國會重新閉關鎖國嗎？會有更多流亡的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被逼在國界線上自盡嗎？
當代著名社會學家鮑曼說：「『共同體』並不是一種我們可以獲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種我們熱切希望棲息、希望擁有的世界。」「這是一個失去了的天堂，或者說是人們希望找到的天堂。」
＊作者是定居在瑞典的華裔作家。本文原刊《FT中文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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