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洛德指出，目前德國企業越來越依靠中國市場，新冠疫情更是強化了這一趨勢。「盡管中國在政治上是一個非常棘手的伙伴，但是我們歐洲仍然不應該被捲入美國開啟的對中貿易冷戰。拜登政府提出，美中之間的衝突是民主與專制之間的根本性矛盾。這一方針其實指向了一個錯誤的方向。」
在面臨諸多全球性挑戰的當今世界，道德外交顯得非常過時
「這種將價值觀單方面地置於現實利益之上的道德外交，具有其局限性。在面臨諸多全球性挑戰的當今世界，道德外交顯得非常過時。氣候變化、瘟疫、難民潮並不會止於國界線。國際社會只有團結起來才能應對這些挑戰。比如，在氣候保護議題上，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大約佔到全球的三成，現在，習近平宣布中國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個目標雄心勃勃，如果有歐洲企業的協助，這一目標甚至還能更早實現。所以，要是抵制中國，究竟有什麼意義？」
施洛德認為，面對握有安理會否決權的核大國，制裁是沒有用的，正確的做法依然是將中國納入到國際規則中來。而現在飽受抨擊的「貿易促轉變」戰略，則有望取得成功。此外，歐洲也應當更加團結，從而在面對中美爭霸時，有能力當好獨立自主的第三方大國。
「在面臨重大變革的當下，我們更應該注重穩定的國際關係、捍衛我們自身利益。價值觀固然重要，但是價值觀不能成為指導外交與經濟政策的唯一標准。我們應當開展對話、加強多邊機制，這有助於我們和棘手的伙伴也展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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