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覺得這有兩個軸線，一個是台灣自己從2005到2008年是一個階段，扁政府第二任期，從2008到2012年，甚至馬總統連任，這是一個階段。大家要注意的是，12年胡錦濤總書記就下來，是習近平上來的時後，中間這個轉折點，就是在2011年兩岸的交流，特別是農產品貿易、政策、採購達到高峰。但等到馬總統連任以後，這個東西剛好又碰到「習上胡下」，整個政策在調整，2012年之後就看不到那些大型政策採購跟農業交流，即使後面因為服貿、貨貿因素發生「太陽花」學運，2016年小英總統當選，即使沒有這兩件事情，習會不會繼續延續胡的這種在兩岸農業上的開放政策，都是一個問號。關鍵還是回到台灣自己的農業要怎麼發展，產品要怎麼走出去。大陸當然是一個非常大的市場，也是一個可以創造兩岸紅利的地方，但是我們不得不去謹慎， 這個兩岸紅利的政治如何去讓它降到最低，要完全排除是不可能的。
德國之聲：您說2005到2012年，特別是2011年是交流最盛時期，這有讓中國得到台灣的民心嗎?
焦鈞：這當然有一個前提，建立在2005年中國國民黨連戰主席跟胡總書記簽的「連胡會5點共識」所建立出來的，要解決台灣農產品在中國銷售問題，當時確實背後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收攏台灣民心，當時的政策也認為跟台灣買水果讓農民賺到錢就能夠收買民心。可是反過來講，如果他持續這樣做，把政治因素降到最低，或是只做不說，或許真的5年、10年、15年，真的台灣農民的心就被他們收走了。可是第一個，你要讓政治完全抽離不可能，第二個，畢竟農產品還是生意，畢竟有賺有賠，如何真的讓農民賺到錢收買民心，擬定說法都很容易，但是實際操作還有些延伸問題，比如說被買辦集團把利益剝削掉、農民賺不到錢等等，這個當然都是導致這個政策停擺的原因之一。
德國之聲：兩岸可能因為這個事件重啟對談嗎？
焦鈞：這有一個上層結構的問題，2016年民進黨再次執政以後，「台灣區的事務」是一個通關密語，比如說國民黨當然堅持「九二共識」，民進黨認為「九二共識等於一國兩制」，或是「只有一中沒有各表」，但是共產黨似乎還沒有對民進黨真正發球，就是「請問你到底要給什麼東西」，這個上層的通關密語沒有搞定之前，即使今天發生這樣的事情，是不是就能「以商為政」逼著台灣國安團隊去面對大陸的對台政策的施壓？要上談判桌，我個人是滿悲觀的，這背後還牽扯到美中台，還有美國的亞太策略的調整。鳳梨事件雖然掀起了一些波瀾跟討論，但不太可能因此讓兩岸關係出現重大變化。
焦鈞曾任記者，2005年因擔任國會助理接觸農業議題，2008年進入台北農產運銷公司工作，曾參與兩岸農業交流談判，以及執行台灣水果出口貿易業務，2015年出版《水果政治學》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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