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方近來高調宣揚「脫貧成就」，但外界似乎對此關注不多。也許脫貧是個老話題，引不起人們的興趣，但仍舊不應忽視此事。「全部脫貧」無論對中共還是習近平個人言，遠非像「脫貧」二字表面呈現的那樣簡單。
在中國兩會前，當局舉行了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習近平宣布現行標准下中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萬8000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任務。同時有近40年歷史的國務院扶貧辦牌子也被"國家鄉村振興局"這個新設機構取代。
如果從改革初算起中國共有7.7億農村人口脫貧，提前10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減貧目標。鑑於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任務作出了關鍵性貢獻」，也就意味著中共已如期完成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
當然，這不是說中國就消滅了貧困，沒有窮人，所謂「全面脫貧」指的是消除絕對貧困，若以聯合國的貧困標准，中國恐怕至少還有上億的人口沒有脫貧，包括城市底層平民。去年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兩會透露的中國有6億人每月收入只有1000元人民幣，說的就是這種狀況。從這個角度看，當局以中國現行標准宣稱完成了「全面脫貧」任務，有點俗語講的「打腫臉充胖子」味道。不過，也不能因此就否定這一「全面脫貧」的意義。
動搖中共統治的危險
習上台後，特別注重農村的貧困問題，用他的話說，8年裡他先後7次主持召開中央扶貧工作座談會，50多次調研扶貧工作，走遍了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從單個事情來說，其重要性怕是除了反腐之外，沒有哪件事能讓他念茲在茲、掛念在心的。或許像官方宣揚的，他有「農民情懷」，7年的知青生活，讓他親身感受農村的貧困；然而，即使有該因素，也非主要的。能使習如此在意農村貧困並決心要在中國消除「絕對貧窮」，不是他對農民和窮人的憐憫之心，而是他由農村和底層的貧窮，看出了動搖中共統治的危險，並經由通過「全部脫貧」之舉，實現中共第一個百年建成全面小康社會的目標任務，證明和顯示自己完全有資格和能力領導中國，成為毛澤東之後中共最偉大的領袖，進而也在全球昭示中國發展模式和道路的優越性。
習近平把中共成立初心解釋成為民族謀復興，為人民謀幸福。但是在改革開放前，中共30年的統治和治理，不但未能讓百姓過上好日子，還曾在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造成在和平時期絕對不可能出現的餓死3千多萬人的慘劇。在鄧小平決定實行改革，打開國門的80年代初，中國的貧困人口數量為世界之最，八億人中7億多都是窮人，貧困程度也差不多全球最嚴重。這沒法向人民交代也沒法向世界解釋。
毛在世中共尚可靠他個人的超凡魅力和全民崇拜來維持統治，但毛後期做出的一系列荒唐事情，已經對中共有很大傷害，他去世後如若不能快速減貧，中共要統治下去將會非常困難，即使像朝鮮那樣閉關鎖國，軍警治國，也並非不可能被推翻。此乃鄧開啟改革開放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國在改革後不久即啟動幫助農村人口脫貧工作的原因，國務院扶貧辦就是在那時掛牌的。
減貧的「成功」，扶貧辦的摘牌，說明中共為達成某個目標，是可以長期實行一個一以貫之的戰略，並在這方面傾注很多資源。這一點西方已經領教了。在美中對抗中，人們批評特朗普和美國歷屆政府的一個原因，就是認為美國政府沒有這樣一個戰略。此種為達目的不罷休的「精神」，在習近平身上又體現得尤其明顯。脫貧之舉是中共幾代領導人的使命，但習比起他的前任，對此事顯得更上心，2012年上任後隨即提出脫貧攻堅動員令，並在2015年制定為期五年的脫貧攻堅計劃，確立到2020年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的目標。如果換作其他人，中國全部脫貧的時間很可能延後。
脫貧緊迫感何來
習用8年做成這個事，是他意識到中國整體的大環境發生了改變，如果中共不能加快脫貧步伐，取得底層民眾的支持，那麼由此造成的兩級分化將不利中共統治，會讓中共合法性加速消退。因此他對脫貧有緊迫感。在表彰大會的講話中，他總結了脫貧攻堅取得的五個重大歷史性成就，其中一個談到黨群干群關系明顯改善，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更加牢固；另一個指創造了減貧治理的中國樣本，為全球減貧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這兩個所謂「脫貧成就」都和中共的統治合法性有關，在習看來，脫貧攻堅的成就，靠的是黨的堅強領導，體現了中共為人民的性質宗旨，有利於修補中共和群眾的關系，從而將維系和強化中共的群眾基礎。而為全球提供減貧和發展的中國樣本，也說明中共主導的發展模式具有外溢效應，進一步彰顯了中共統治的正當性和合法性。
這就是習近平要的敘事邏輯，它的背後，是習的「功勞」。沒有他對中共的領導和專注於推動減貧，就不會有如今中國的全部脫貧及其帶來的中共合法性的修補。官方的宣傳機器毫不避諱這點，把脫貧成就歸功於習。對習而言，雖然他在幾個競爭者中競選中國領導人贏了，但要坐穩並且樹立起絕對的領導權威和地位，就必須建立事功。他選擇了兩個突破口，一是反腐，二是脫貧。貧困乃中國數千年都未能解決的問題，習近平規劃用八年時間讓中國整體消除絕對貧困，並在此基礎上宣稱完成了中共第一個百年的目標任務，有這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他再用兩個八年將中國帶領復興，別人也就無話可說，乖乖服從他的領導，認可他的權威。
扶貧的政治效果
中國脫貧攻堅目標的實現，習的意圖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有財力和資源可以動用。恰好在這八年，中國的國力有巨大成長，所以習近平能夠舉全國財力實施精准扶貧。從嚴格的成本效益看，很多的扶貧是沒必要的，但之所以要不計成本地投入，考慮的是政治效果，因為如期消滅貧困變成了一個硬性政治任務。這就無形中進一步強化了舉國體制的力量慣性。習把「脫貧攻堅精神」就歸納為「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的集中體現」，亦即舉國體制。對習來說，既然舉國體制可以解決貧困這個千年難題，面對其他的難題，比如中國科技和高端產業的卡脖子和技術自主問題，同樣可以用舉國體制去攻克。
但習也將很可能因為這種治理模式的路徑依賴而讓中共陷入另一種困境，因為諸如科技的卡脖子問題和貧困有著內在不同的肌理，不可套用一種方式去解決。習固然更願意有耐心花較長時間去推動和實現一個他認為的重要目標，在這點上他比前任似乎有定力，但在復雜的現代事物面前，減貧的成功強化他用舉國體制去解決一切困難的信心，並非有助目標的實現。
＊作者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本文原刊《德國之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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