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的審查主要集中在阻止中國人民獲取有關其本國事件的獨立報導。但是，審查機構的另一個主要目標是限製或扭曲有關世界其他地區的訊息，並使中國公民不與外界進行對話，特別是不與對北京政權持批評態度的在香港、台灣和僑居海外的講中文的人進行對話。
其結果是一個平行的宇宙，强大的審查制度、引發恐懼的監視、以及主動性的內容操縱讓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數以千萬計的新聞消費者對本國乃至全球的現實狀況產生了一種看法，這種看法與國外新聞消費者存在著顯著甚至危險的分歧。在像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中，黨派的新聞孤島可能是有害且令人不安的，但消費者可以自由地在它們之間移動，也可以走出孤島。中國共產黨實行的自上而下的孤立，其綜合規模和強制性質是獨特的。
Clubhouse的出現是本月短暫出現的審查制度壁壘上的一個缺口，Clubhouse是一種行動電話應用程式，允許人們聚集在一起（最多5,000個）進行交互式語音對話。億萬富翁企業家馬斯克（Elon Musk）於1月31日在該應用程式上露面後，成千上萬的中國iPhone用戶湧向Clubhouse，參與了令人驚訝地坦誠的、文明的和未經審查的對話，討論了新疆的拘留營、香港的親民主抗議以及與臺灣的關係。
正如許多人所預料的那樣，這一刻轉瞬即逝。2月8日，中國用戶開始報告該應用程式的訪問已被封鎖。然而，這一事件清楚地提醒我們，政府的控制在多大程度上使中國人脫離與其外國同類人群間的聯系，以及消除這些人為障礙時進行公開對話和減少敵意的巨大潛力。
拒絕訪問世界新聞和輿論
與國內事態發展一樣，中國境外重大事件的新聞經常被作為審查和操縱的目標。例如，《自由之家》對2016年以來數十個洩露的審查指令進行了分析，發現限制第三大的話題是外國事務。在過去的十年中，中國用戶對諸如阿拉伯之春，美國大選和朝鮮核挑釁等主要國際新聞報導以及安哥拉精英腐敗等較為晦澀話題的事實訊息的訪問受到了中國官方媒體和宣傳部門的積極限制和扭曲。
由所謂的「防火牆」設定的跨境資訊封鎖還可能使中國公民在危機時刻失去國際基層的支持和同情，部分原因是他們無法訪問全球流行的社交媒體平台。例如，去年夏天貝魯特發生大規模化學物質爆炸時，許多中國用戶回想起2015年在天津發生的類似爆炸，並指出全球互連網上對黎巴嫩事件的反應大得多。正如一位網民所反映的那樣，「『牆』是雙向隔離的，它使內部無法接觸到外部，也給外部世界帶來了對內部世界的誤解和漠不關心，受益的只有當權者。」這篇文章隨後被審查。
「防火牆」對中國大陸居民和其他講中文的人之間未經審查的對話的壓制尤其惡劣，其中許多人生活在隔離牆的另一側。在Clubhouse對話中，中國人，香港人，台灣人，流亡的中國活動家和講中文的維吾爾人自由地討論了新疆的難民營、1989年的天安門大屠殺、以及與警方的遭遇會是如此赤裸裸、引人入勝，正是因為機會如此難得，促使許多用戶熬夜盡可能地傾聽和參與。更具政治敏感性的對話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最多的關注，但其他Clubhouse聊天室也允許來自同一社區的人們交換投資建議，或討論音樂和約會，這種普通的聊天方式可以有效地消除刻板印象和化解敵意。
儘管全球許多講中文的人還有其他聯繫方式，但Clubhouse應用程式的某些功能像是主持人、實時回應批評的機會、對話的短暫性和真實的聲音而非文字）似乎特別有利於禮貌和親密的坦誠，而這在其他社交媒體平台上通常是缺少的。
Clubhouse的開放所提供的機會也不同於許多更為深思熟慮的舉措，這些舉措旨在讓資訊進入中國，並從中國國內重新傳播或歸檔經過審查的內容。儘管這樣的努力本身很重要，而且在日益加强的控制下也證明是有效的，但實際上，對於中國網民而言，訪問未經審查的新聞或已審查的存檔內容要比參與Clubhouse實時對話和互動（無論多麼短暫）要容易得多。
中國網民的基本好奇心
在中國數億互網連用戶中，只有一小部分參加了Clubhouse上的對話。要加入，需要擁有一部iPhone，這對於許多人來說是一件難以接近的奢侈品，要收到邀請，並積極更改應用程式商店中的設置以下載程序。但是，隨著消息的傳播，很明顯對訪問的需求迅速增長，邀請函的售價為300元人民幣（折合46美元），參與者的數量在短時間內呈指數增長。
一旦中國用戶獲得訪問權限，他們在Clubhouse上的參與方式就顯示出他們對不同觀點的開放態度和對禁忌話題的好奇心。這段插曲還表明，分享令人信服的個人經歷和可信的第一手資料，有助於改變人們的看法，削弱中共的欺騙性敘述。即使是那些無意中通過應用程式的「探索」功能發現這些對話的人，也似乎是這樣，他們原本並不打算參與敏感問題的討論。這種動態與作者本人在與中國學生討論政治敏感話題時的經歷相吻合，也與許多中國朋友的經歷相吻合，他們採取了行動主義或提高了他們對中共虐待其同胞的認識。正如專欄作家袁莉對Clubhouse開放的評估：「中國大陸人有機會證明自己不是被洗腦的受控者。」
先前的突破性事件表明，這種對自由和未經審查的言論的明顯渴望在表面下不斷冒泡。關於Clubhouse的討論是在新型冠狀病毒吹哨人李文亮逝世一周年之際進行的。李文亮的命運促使中國用戶以流行的「WeWantFreeSpeech」標籤譴責了審查制度，然後才受到當局的審查。
未來的希望
Clubhouse所帶來的短暫開放窗口是否會產生任何持久效果還有待觀察。這種經歷可能會鼓勵更多的中國網民跳過「防火牆」或調查政治敏感話題。它可以激勵人們創建更有效的民間社會項目和技術啟動計劃，只要在適當的隱私和數位安全保護下，使之不僅能向審查嚴格國家的用戶提供跨界資訊，而且能進行人際聯系和對話。
可以肯定的是：Clubhouse事件再次表明，中共並不代表所有中國人，而當防火牆最終崩潰時，不僅對中國用戶和人權事業都有好處，對於國際社會以及東亞及其他地區的和平與安全的前景也有爆發式的種種好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