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受夠了一而再、再而三的背叛，選擇放棄中立派候選人，投票支持川普等自稱「局外人」與「反黨份子」的候選人。而在世界各地，更多人選擇直接放棄—他們在選舉日待在家中，不再參與選舉政治，因為他們深信政治體系被人暗中操弄，永遠不可能改善他們的生活。此現象在美國2016年總統大選尤為明顯；儘管相關報導多到令人目不暇給，儘管一位浮誇、危險又愛煽動民心的政客加入選戰，儘管有機會投給美國史上第一位女總統……全美卻有約9000萬名成年人聳聳肩，決定待在家裡。所有合格的選民之中，投給希拉蕊・柯林頓的人數約佔25%，投給唐納・川普的人數也相差不遠，反倒是選擇不投票的人數比例遠遠超出兩位候選人的支持率—約40%。以民主國家而言，美國自願脫離政治與選舉的人數多得不可思議。
於是，話題又回到造訪白宮的工會代表團。沒錯，他們與魔鬼立下盟約—但工會領袖願意與川普倒行逆施的政府聯手，顯示了數十年來民主黨與共和黨對勞工的忽視與鄙棄。
為川普的白宮之路奠定基礎的，是兩位深受美國自由派人士喜愛的男人—比爾・柯林頓，以及比爾・蓋茲（Bill Gates）。你也許認為這句話違背直覺，容我細細道來。
唐納・川普站到了全世界面前，高聲道出他成為總統的資格：我很有錢。更確切地說，他的說法是：「我的其中一個優點是我非常有錢。」在川普口中，他的財富是他「非常聰明」的證據，證明他確實在各方面高人一等。他聚斂了如此多錢（我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的事實彷彿存在某種魔力，想必能彌補他毫無政治經驗、缺乏對政府與歷史的基本認知等弱點。上任後，川普利用這條邏輯脈絡提拔超級富豪，進入內閣任公職的人們似乎只需一項資格：一筆巨大（而經常是繼承而來）的財富。
最重要的是，川普將財富魔力公式延伸至他自己的帝王世家。他賜與女婿傑瑞德・庫許納（生來便是百萬富翁的房地產開發商）的業務盡是重責大任，很快地成為媒體的笑料。《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法蘭克・布魯尼（Frank Bruni）曾一一清點庫許納目前的責任—進行中東和談、規畫馬阿拉歌的中美高峰會、監控美軍在伊拉克的行動、命令無人機轟炸葉門、使政府運行得更像一間公司—布魯尼表示：「我們何不縫一件紅披風、給他穿上彈性纖維緊身衣、在他胸口繡上華麗的『S』標誌算了？超級傑瑞德起飛囉。」
若我們能將「億萬富翁等於救世主」情結歸咎於川普被推特弄糊塗的腦袋，或歸咎於他在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的顧問—以及他們艾茵・蘭德（Ayn Rand）般信奉「自由企業」與大廈建商的心態—我們內心或許會好受一些。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川普與庫許納雖幻想他們的財富能轉變為漫威漫畫（Marvel Comics）中的超能力，但他們並不是開創此想法的人，他們的美夢也不是第一個受他人鼓勵的痴想。
20年來，我們曾以集體行動與受政府資助的強大企業解決的問題，在自由派菁英眼中成了億萬富豪階級該幫忙解決的問題—我們有時將此現象稱為「慈善資本主義」（philanthrocapitalism）。
比爾・蓋茲、理察・布蘭森（Richard Branson）、麥克・彭博（Michael Bloomberg）、馬克・祖克柏（MarkZuckerberg）、歐普拉（Oprah），以及不知為何總是一起被提及的波諾（Bono）—這些身價億萬的執行長與名人在我們眼裡，漸漸從各領域菁英、擅長賺錢的普通人，轉變為近似半神人的存在。2011年，《商業內幕》網站刊登了一篇清單文章，標題是「比爾・蓋茲拯救世界的10種行動」—它完美地濃縮了這個趨勢。這一小群富豪與他們各自的慈善基金會，得到了巨大的權力與責任，人們也將權力與責任的印象投射在他們身上。
單是比爾與美琳達・蓋茲基金會（Gates Foundation）就價值400 億美元，是全世界規模最大的慈善組織。在非洲農業、傳染病與美國教育體系等關鍵面向，此基金會的勢力堪比聯合國（United Nations）與美國政府的重要機構。儘管比爾與美琳達・蓋茲基金會握有前所未見的影響力，其內部運作卻出了名地神秘，由比爾、妻子美琳達（Melinda）、父親威廉・蓋茲（William Gates）與另一位億萬富豪華倫・巴菲特做關鍵決策，任人唯親的作風與川普一家不相上下。值得一提的是，蓋茲的救世主形象並非從一開始就建立好，在1990年代，大眾普遍將其視為企業梟雄，他剝削員工、獨霸軟體業的行徑惡名昭彰。接著，蓋茲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將自己重塑為全球英雄—一個能獨立修復棘手社會危機的超級英雄。誰在乎蓋茲是否有各方面的專業，誰在乎比爾與美琳達・蓋茲基金會的好幾個速效解決方案已經起了反效果？
蓋茲與其他億萬富翁救世主後來被稱為「達佛斯階級」（the Davos class），命名由來是瑞士每年在達佛斯鎮一座山頂舉行的世界經濟高峰會（World Economic Summit）。這是極為緊密的網路，聯繫了銀行家、科技巨富、和這些人關係匪淺的政務官，以及使整件事顯得光鮮亮麗的好萊塢影星。例如在2017年的達佛斯高峰會，歌手夏奇拉（Shakira）分享她在哥倫比亞的教育慈善工作，名廚傑米・奧利佛（Jamie Oliver）談到他減少糖尿病與肥胖症的計畫，蓋茲的演說一如往常地備受矚目，他與幾位合作伙伴宣布要花4.6億美元防治傳染病。
達佛斯階級的權力在1990年代飛躍性成長，美國總統比爾・柯林頓與英國首相東尼・布萊爾（Tony Blair）便是此階層的創始人。布萊爾與柯林頓卸任後，繼續維持他們與達佛斯階級的關係—柯林頓基金會創了一年一度的柯林頓全球論壇（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類似「哈德遜河畔的達佛斯」，與會的寡頭政治家各個向大眾分享他們由衷想修復世界的宏願……卻不願依公平的比例納稅。
對許多人而言，柯林頓基金會是民主黨—勞工與工會組成的傳統政黨—與全球富豪合併的化身。它的宗旨簡而言之就是：現在世界上的私有財富多到用不完，因此大大小小任何問題只須說服超級富豪花點「小錢」便能解決。當然，說服富人做這些好事的是柯林頓家，他們在頂尖明星的幫助下談成各項交易。
圈內人想必認為此事再公正不過，然而在世界各地的大眾眼裡，達佛斯階級卻象徵「成功人士的派對」……而只有少數富豪收到派對邀請函。人們深知富豪不斷成長的財富與權勢，與老百姓高築的債臺、無力感，以及孩子越來越不穩固的未來相關。口口聲聲答應會保護勞工階級權益的政客，卻與達佛斯階級掛勾，這點只加深了民眾的怒意。在此背景下，我們方能明白當初巴拉克・歐巴馬收取40萬美元出場費到華爾街演說的爭議。
川普與達佛斯階級毫無瓜葛（反倒是利用了民眾對他們的憤恨），而這個偏向自由派的迷人群體中，不少人因川普接任總統而驚恐不已。然而這些站在山頂行善的富人設下了先例，他們是川普得以參加總統大選的原因之一，也是數百萬名美國人選擇將政府託付給川普—除了「有錢」之外沒有其他資格的候選人—的原因之一。參與其中的並不只是投給川普的選民，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
我們許多人雖然不可能投給川普，卻對達佛斯階級麻木了—「一個人擁有巨額存款（或分散在不同銀行、不同國家的數筆巨額存款）代表他同時擁有深不見底的專業知識」，此概念在我們腦中已根深蒂固。無論是何種類型的政府，都越來越習慣將公共政策的挑戰交付給一小群高身價富豪。
川普聲稱自己很有錢，因此知道讓美國再度偉大的方法；這不過是以粗俗的方式，重複多年來不斷迴響在我們耳畔的危險思想：比爾・蓋茲能拯救非洲。理察・布蘭森與麥克・彭博能解決氣候變遷。
＊作者為專欄作家，本文選自作者新著《不能光說NO：如何力抗災難資本主義，贏取我們想要的世界》（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