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姑且先不論時空背景差異，從本書以上引文作為作者對「何謂哲學」開篇定義看來，哲學的定義更近似要推翻一切傳統體系論（包括西方哲學的體系論），但作者一談論起中國幾千年所有哲學的時候又馬上引用了體系的分類法，說中國過往思想只有「倫理學」而無其他。似乎就是很基本的矛盾。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這本書的哲學定義其實很簡單，就是作者覺得什麼是哲學就是哲學，他個人的定義！由此出發，論斷所有傳統中國思想時，不免就是一種個人的判教，諸多論點都武斷地容易令人有「先射箭再畫靶」（Texas sharpshooter fallacy）的感受。
說實在，若真的想論斷中國沒有西方固有的哲學，反而不可以用尼采的說法，而是用嚴謹的且通論都普遍接受的基本哲學分門：「形上學、知識論、倫理學、邏輯學和美學」等，反而才能真正具體討論，因而可以看出東西思想之明顯相異，才可正確看到中國傳統思想的缺乏之處（例如：歷代思想均對邏輯學明顯缺乏討論）。然而一旦走正統的這種認真分析，則前賢之努力，所投入的大量工作已經使此議題的討論大致完備，正反論點各有所據，也許有點處在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的狀況了。反觀本書作者由於從開始的定義就不明確，充滿個人主觀，因此反而很難與諸多深入探討此大哉問的前賢有太多交集，甚至沒有什麼對話的意義。那麼到底中國有無哲學？在「中國沒有哲學、只有忽悠」一書中，作者唯一稍微給予正面肯定的哲人是王陽明。透過西方哲學界做出王陽明最新研究的西方現象學家耿寧（Iso Kern），從現象學視野出發對陽明心學所做分析，也許可以讓我們做為參考：
中國哲學家在「致良知」標題下談論的這些異常的精神實踐與經驗，即使對我們歐洲傳統來說也不是完全陌生的。
這樣一種對中國的心（意識）的傳統現象學的澄清也會給西方傳統中進行哲學活動的我們帶來巨大收益。
（摘自耿寧著；倪梁康譯，《人生第一等事：王陽明及其后學論「致良知」 (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頁13、15）
本書的價值之外為新儒家說幾句話
最後筆者想小小為新儒家說幾句話。針對作者於書中激烈批評所謂「新儒家」（說實在本書作者的「新儒家」定義也頗為不明，與台灣一般認知的新儒家有相關的他只提到了杜維明），稍做回應。作者特別把明代大儒王陽明與新儒家做比較，認為所謂的新儒家更為可惡：
如果說王陽明的思想是守舊和革新的矛盾體，那麼新儒家便是繼續守舊的一支。從性質上講，新儒家新一輪的「崛起」不過是統治者用來轉移視線、混淆視聽的老把戲：忽悠。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比「老儒家」更加可惡。前面說過，哲學不單是學問，它關注的是現實，而且是最本質的現實問題。新儒家它敢嗎？
（摘自張喚民，《中國有哲學嗎？：NO！中國只有為政治服務的漢字忽悠術！》（臺北：八旗出版，2021），頁2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