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好久沒見了，最近過得好嗎。在那一邊，你盡了自己的力，成為自己想成為的人嗎？總有時會想起你，不管你還是否記得，那時候離別的眼神。有時帶著遺憾錯過了，或者對你來說也是更好的選擇，不用背負太多。畢竟這個地方，正如來自成都的大象先生新專輯標題一樣，「魚塘裡的魚總是成片死亡」，卻沒有太多人問為什麼。陳健民在他告別中大的最後一課講到，「前路茫茫，在最黑的環境，我們才看到星。」馬建曾經在一個訪問裡說過，「只要你站直了，政治就是影，如影隨形。」如果把這兩個比喻放在一起來講，在最黑暗的時候，人們站不站直，其實都沒人看到，也就沒有太大分別了。政治連影都不是，他充斥著每一個角落，他是一股股黑暗裡的暗流，人在裡頭就只能夠被吞沒。星是遙遠之物，星照不到多少身在暗夜籠罩裡的影子。真是這樣嗎？
我和陳健民沒有很多直接的交流，但他在中大時所做的事，對我也有很深遠的影響。我剛上大學的那一年，陳健民和其他師生與員工，籌辦了第一次的博群大講堂，那次請了臺灣雲門舞集的林懷民來做分享，是在崇基學院一個劇場似的地方辦的。其實做為一個新生，對世界對大學之事還是懵懵懂懂，只是看這個活動好像宣傳得很厲害，不如就去看看。那次林懷民在正經八卦的劇場裡談，燈光暗黃，講許多他辦雲門舞集的事，我其實什麼都聽不明白，因為舞集、臺灣什麼之類的，我都不太瞭解，我只是知道，原來有人會這樣溫文有理地說話，原來人是會這樣嚴肅認真地在聽講者談話，原來思考的人樣子長這樣。最後留在我印象裡最深的，其實是那個講題──「在水泥地上種花」，我其實也不太想得明這句的意思，只是覺得，啊，這句說話好像挺有意思，說出來好像好有文化的感覺。後來我陸續去了博群大講堂的講座，然後有了個博群花節，那是在崇基未圓湖搞的文藝活動，在一個下午裡，未圓湖被布置得優雅別致，紫紅色的燈光打在湖上，人浮在湖的倒影上，有歌唱表演，有讀詩，有分享。我不讀詩，記得當時博群的籌委們找了中大的吐露詩社，在典雅悠長的中式配樂下讀詩，詩是什麼我不記得了，內容是什麼我都不記得了，但那個時候我有種莫名奇妙的觸動，原來這就是詩嗎？原來大學是這樣的嗎？怎麼在我的生命裡都從未有過這樣的身體感受，這樣的情感呢？我還記得當時的我以為大學原來就是這個樣子，我以為大學應該是這樣，也一定會是這個樣子。
大一升大二那年的暑假，因為自己生命出了點狀況，想換個地方活一陣。記得當時好像是四、五月？正常來說很多大學提供的外地暑期實習計畫早已完成報名甚至已選好人，所以我也幾近打定輸數，也許暑假就呆滯在港吧。在我頹然迷惘的一個下午，拖著剛醒的精神與肉身步出宿舍，準備去乘那每天吃力爬上中大山上的校巴時，我看到貼在校巴站的宣傳。那宣傳破破舊舊的，應該是經過了早一晚風雨的吹打，看起來有點落寞。這宣傳單張肯定是不合法的，因為正常來說宣傳單張有特定的張貼位置，必須貼在校巴站旁轉角那無人注意的告示版上。這個宣傳貼到了在候車站的柱子上，肯定是不合法的，不過說是不合法，其實絕大部分的活動宣傳，只要籌辦者有心的話，都必定這樣隨處貼的，反正中大幅員廣闊，誰又會知道是誰貼呢，被問起，不就說自己也不知道，可能是別的同學取了宣傳單亂貼就好了？不這樣做，事又怎能成呢，誰又會看見呢？我就是這樣看見了博群大中華實習計畫，那計畫可以讓同學選到中國大陸不同的公民機構實習。啊，居然還有實習計畫未截止報名，那就試試囉。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博群的大中華實習計畫是首次開展，也因此事不太順，進展得比較緩慢，才可以等到像我這樣茫然落泊的人。
那個負責面試我的朋友，我不記得是阿池、還是德安、還是妙賢、還是PC？都忘了。只知道他們好像說想要有心有想法的人。啊，倒底怎樣才叫有想法？我只不過是想換個地方生活，吸別的空氣而已。最後我湊合了些理由，都是那些什麼想過另一種生命，試別的可能性之類的話，胡混過去。我本來是想選到內蒙古的，是什麼機構我不太清楚其實也不太理會，只是常常聽說內蒙古的星空與原野好正，嘛，也配合我那個想流浪的肉身與靈魂對嗎？不過博群負責的職員對我說，他覺得我適合去廣東多一點。天啊，廣東？不就離香港不遠嗎？那我離開了什麼啊！最後也還是算了，不去這個，我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去？於是我就接受了。
我是到廣東從化的一個山村的，甫到村地就很吸引我了，是在廣東市中心要換乘兩次車，走彎彎曲曲的山路大約差不多兩、三小時的路程，是不那麼容易到達的地方啊，我就是喜歡這樣。村口有兩個祠堂，分屬二姓，其中一姓的祠堂較大，有中庭，有廚房。負責帶我們實習的機構L在大陸有不同的試點，這是其一，平常他們有什麼活動會帶城市人上來的話，用餐吃飯分享就是在這個祠堂裡。這村滿是古舊的矮樓，用黃泥磚砌成，從村中心幅射出去就是山路與田。機構L組織起村民，提議他們用這些丟荒了的黃泥磚屋辦起旅館來，同時著手讓村民轉為有機耕作，也讓他們自己帶從城裡來的生態團到農田體驗，希望村民成為自己地方的領隊介紹。事大概這樣吧。我是和兩位中大同學去的，機構L負責人H是位大姑娘，她要我們感受一兩星期後交出個實習計畫，計劃一下可以在這裡做些什麼。據機構的計畫，他們的目標是復修祠堂以及解決風水池淤塞的問題。由於農村沒有專項公司承辦項目的，因此這些項目就落在駐村的負責人身上，順理成章的，我們實習生被報以很大的期望。
我覺得啊，我們只是剛上大學的小伙子，相比當地的村民，我們到底可以在一兩個星期裡知道這條村落的什麼，又計劃到什麼，怎麼去承接工程呢？我們的實習期只有一個半月左右，可以做什麼呢？為什麼不是機構的負責人帶著我們？機構負責人H在首個星期帶我們拜訪不同的村民，村裡大部分只剩下女性，男的都出去城打工，剩下妻小和老人家，他們都很好客，只要你來，他們都問你是否吃飯，然後就真煮你一頓飯。有時候，我也會忘記自己到底答應了哪一家吃飯，結果讓人家抱怨呢。怎料好像是第一個星期後吧，H就真的撒手不管了，我自是很不滿，然後我就不理她的要求，就自己去跟村民玩啊，著他們帶我遊山玩水，其實是希望慢慢和大家熟絡起來，才能有下一步對吧。另一位同去的實習同學叫芷欣，她多多少少也許是這樣想吧，雖然也許還是有點不滿我的浮躁，但還是和我一起這樣辦。我們和另外的一位同學之間有些紛歧，那位同學覺得我們就該自己去做點事啊，她覺得我們掉下了她一個，讓她自己一人在異地無所依靠，剩一人之力又無法行太多之事，很不滿我們。（現在想回來，也覺得不好意思。）我也沒辦法啊，事情就這樣了。後來H見我和芷欣沒有交實習計畫又愛理不理甚至有點蔑視，她沒有直接責備我們，我也仗著她奈我不何。於是H每次和我們見面都板起臉來，往後是直接的不滿無話，放任著我們了。
這段時間啊，有些村民找了鄰村的師傅來用木柱和磚搭建新屋，需要人手在屋頂疊瓦片，我和芷欣就去幫忙，我覺得很好玩，從來都未試過這樣。起床後就總是村裡四處逛，誰家要幫忙就幫忙，反正村內無事做，反正村內全都是我未試過的事，反正這樣的勞動我覺得好簡單直接舒服，都未在香港試過這樣，反正啊勞動完後村民肯定很高興又會請吃飯請喝酒，那就都去啊。那個時候好像不會覺得累一樣，又正值農忙時候，村內缺人手，於是啊早上去疊瓦，中午去拔花生，下午去割禾，割完禾就打禾，他們見我什麼都答應，你們也知道農村的消息很快流傳開去，又於是家家戶戶都知道了我是個好勞動力，都找我幫手，幾乎村內會跟機構L交往的家戶我都幫忙過了（有些村民對外來機構還是有點抗拒）。那時候我怎會想到什麼建立關係來工作之類，就只覺得好玩啊，爽啊，那就去啊。他們見這個後生又肯做，又講粗口就覺得好玩，很快就混熟起來了。那條村也是講粵語的，他們對於我同講粵語很感親切，同講粵語粗口則更是又驚又喜。怎麼說是喜呢，是因為他們其實都講粗口，男女老幼幾乎每一句就有粗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不過我一聽到就覺得好自在），只不過面對大學生，他們總覺得這樣沒禮貌，就忍著啊，那些之前來實習的大學生都好斯文，又聽不明粵語都是操國語的，所以就有點生疏。起初村裡那些阿姨不小心說漏了嘴講了一句半句粗口還是會笑起來說不好意思，後來他們都直接講「同你一齊搞到我都成日講粗口」，然後就掩嘴大笑。我連午睡，都寧願直接到他們家客廳上的木凳上睡，反正自己一個睡，都很悶，有時飲下酒講下粗口過左個曬熱頭又去落下田，都幾開心。
後來啊，我和芷欣做了些村裡的手繪地圖，因為我們通山走的關係，都大約知道哪些地方怎麼走，有什麼好玩的地方。後來啊，我們搞了些電影放映會，在祠堂門口放，起初人不多，但原來只要用大喇叭大聲放BEYOND的歌，全村就會知你有電影放，都會出來。後來我們又參考了那時在香港社區藝術組織「活化廳」的「流動酒水車」活動，問機構L要了點錢，在村裡搞了個酒水車。我們事前對村裡的人說了這樣的活動，計劃活動那晚借手推的泥斗車，上面放了些汽水，整條村走一次，最後會走回士多，士多會有些我們用農民種的番薯做的糖水、啤酒免費給大家喝。活動那晚起初啊沒有人隨隊，也沒有人願意喝些汽水，只有幾個我和芷欣玩熟的小孩一起玩，邊走邊大叫「有野飲啊」，都沒人搭理。後來走到士多終點，原來大家都在士多等，有些人甚至自己再煮起糖水來，有些和我們玩去的青年就自說「你呢啲邊夠飲／好飲嫁，等我泡製啲奶茶啦！」，之後的事居然是大家自己來，一起來了個像小嘉年華的晚上。
在實習完結的最後一天，我們得和機構L和大姑娘H報告這次的實習，本想H會嗤之以鼻，怎料她最後竟語重心長地對我和芷欣說──「本來我也很看不起你們的，但後來有次我們要辦活動要問村社長借鎖匙，平常我們找他借匙他總是推搪或者不放心上，怎料你們隨口問一句他就立刻拿出匙來借了，讓我想了許多，自己是不是平常和村民交流過於事務性呢？也許和村民們共同生活玩下玩下，其實要做的事就自然會辦到了。你們讓我學到了許多。」我記得當時我很震撼，第一是她直接對我們說出她的真實想法，很坦然地說出了「看不起」我們。但更重要的是，她主動講到我們讓她學到了許多。到底學到什麼啊？她幾乎與村民都認識，我們可是由她介紹認識村民啊！她其實又怎會不知道編織社區關係這些事呢，她其實是客氣才這樣說，也想鼓勵我們。對於她這樣的用心，我才明白人的氣度是可以怎樣，該怎麼做事，怎麼對人。真是慚愧。
回港後，我反而真覺得生活，原來真可有別的模樣，另一種想像──不管是勞動生命、不管是那種明知生態種植艱難都想試一下的堅持、不管是那種知道自己其實很無能、不管是那種對人的心、不管是那種順著去走就好了的感覺，其實都是那次農村實習帶給我的。那些原先吹噓的實習原因，到頭來居然成真了。不知怎的，就真的讓我有種想試一下別的生活，試一下做點自己覺得該做的事的勇氣，然後就糊裡糊塗選了學生會，然後就是然後了。芷欣後來也走了去關心農業，還真在香港當起農夫來，全職務農。有時候望到老朋友芷欣，原來都投身了自己所相信的事業，都在努力奮鬥下去，堅持至今，就會稍稍釋然──啊，也是有人這樣呢，大家都走了很不容易的路。我也確實沒有想過，一個旅程，可以改變這麼多，生命的影響真是奇妙，一下觸動後，就嘭嘭嘭嘭，走了好遠。如果沒有陳健民和他的伙伴們辦這個博群計畫，我也不會受益於這些重要的生命經驗。
那一年是二○一二年，歐洲足球國家盃年。農村的夜烏燈黑火，伸手幾乎不見五指，星卻如銀河沙數，我常常在凌晨的星空下摸黑走到村民家中一齊睇波。農村多狗，吠到我半死，後來村民跟我講，只要你不害怕挺起胸膛走過去，狗就不會咬人。我知道這不是真的，狗還是會咬人，但也沒什麼所謂了。
＊作者曾任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幹事會會長，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非常務祕書。畢業後當過記者、編輯，二〇一六年與葉泳琳開辦「生活書社」，同時為自由寫作者，本文是雨傘運動案件開庭前寫的文章，選自作者新作《時間也許從不站在我們這邊》（春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