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統一促進黨總裁張安樂日前接受陸方媒體訪問時坦言，要利用自己的「江湖地位」在台灣組織年輕人，宣揚和平統一的理念。對此，陸委會聲明，表示張安樂恐觸《刑法》中的外患罪，最高可處7年徒刑，並且支持檢調辦理。筆者以為，反戰非叛國，不能讓張總裁「以言獲罪」，試申述之。
或謂：要年輕人拒絕為台獨，當「炮灰」，要所謂「陣前起義」，難道不是叛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第2條》：「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定有明文。其中《公民政治與權利公約第20條》：「任何鼓吹戰爭之宣傳，應以法律禁止之。 任何鼓吹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之主張，構成煽動歧視、敵視或強暴者，應以法律禁止之。」定有明文。
承前，張安樂所主張者，乃「反戰」，並非「戰爭」，合乎前開公約精神，此其一；主張不作台獨炮灰，與拒絕綠色綁架，讓兩岸化解歧見，乃抵制族群仇恨，合乎前開公約精神，此其二；且依照前開施行法規定，上開規約有「國內法」效力，在近年更對死刑判決，在司法實務上有舉足輕重地位，豈容在探討張安樂言論時，省略不語，枉法裁判？此其三；凡此三者，皆足見張安樂之舉，乃促進和平，更為普世價值，何來外患之有？
或謂：難道叫人陣前起義，不是犯罪？《刑法第106條》：「在與外國開戰或將開戰期內，以軍事上之利益供敵國，或以軍事上之不利益害中華民國或其同盟國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預備或陰謀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定有明文。《同法第107條第1項第2款與第3款》：「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二、代敵國招募軍隊，或煽惑軍人使其降敵者。三、煽惑軍人不執行職務，或不守紀律或逃叛者。……」定有明文。
承前，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原則」，無法律明文則不應處罰；然依照前開刑法規定，所謂單純助敵罪，犯罪時間須「外國開戰或將開戰」，綜合呂有文與褚劍鴻學者見解，前者乃正式宣戰或不宣而戰，後者則係談判破裂而無和平之望；且另就「軍事上利益或不利益」，必須達如：建築橋樑供敵軍通行，或謊報敵情，使我軍陷入重圍；申言之，兩岸並未開戰，在習馬會後，亦無任何官方交流，無談判破裂，絕和平之望，何來「開戰」與「將開戰」？張安樂承平時期行為，不可能構成兩種助敵罪。況言語非行為，若讓張君「以言獲罪」，不是濫權追訴？惡意誣告？更遑論民主國家！是以，認為張安樂構成外患罪，不僅於法無據，更屬侵害人權！
或謂：即使非外患，難道不是煽惑犯罪？按，最高法院刑事判決１０９年度台上字第３６９５號，亦即「攻入行政院事件」判決要旨如下：「煽惑他人犯罪既屬抽象危險犯，是透過對與法益侵害結果有高度經驗上連結之特定行為模式的控管，來防止可能的法益侵害。行為人之行為倘未實質干擾法益，並無刑法規範的必要。另美國法院實務為「明顯而立即危險原則」，違法行為須具備立即性及可能性。為免煽惑他人犯罪罪處罰範圍過度膨脹，波及過多無實質侵害性的行為，違反必要性原則（刑法最後手段性原則），應限縮「煽惑他人犯罪」之構成要件要素文義，如煽惑之內容過於荒謬或實現顯無可能等欠缺可行性之情況，應認不該當該罪之構成要件。」綜上意旨，若行為無明確立即危險，且荒謬無實現可能性，就不構成刑法第153條之煽惑他人犯罪罪責。
承前，今已知張君所言，並非在開戰或無和平之望，談判破裂之際，無任何干擾國家法益之可能，不構成煽惑犯罪，此其一；且張君所言，並無立即明確危險，在未開戰之時，何來「陣前起義」？此其二；且「由綠轉紅」，在覺青當道，盲從躁進情況下，絕無任何實踐可能，不是言論乖謬，何來煽惑可能？此其三；綜上三者，以及「太陽花事變」攻入行政院的「體貼」判決，攻入國家中樞，尚為其開脫，不似美方當場格斃暴徒於國會山莊，張君區區言論，卻大張旗鼓偵辦，「能查秋毫，不見輿薪」，不是「雙重標準」，又是什麼？
最末，以日本幸德秋水遭冤殺案件為結：日本於明治末年，誣衊反戰的共產主義者幸德秋水謀逆，無論案情多荒謬，證據多薄弱，仍自吹證據確鑿，處秋水君極刑，與其說審判其「行為」，不若說恐懼其「思想」！百年後為其平反，不勝唏噓！我臺灣非帝制立憲，卻要對無外患罪的張安樂磨刀霍霍，以古度今，望有司必三思後行，勿為虎作倀，為後人笑！
＊作者為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