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持平來說，不能太怪常人有這些錯誤，並對古文生惡言，古文確實不好讀不好學。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經由清代考據學者的努力，「吾輩向覺難讀難解之古書，自此可以讀可以解。」可見在這之前的古人讀書，囫圇吞棗，不求甚解的情形不少。而清代考據學者能釐通古書，在於運用科學方法研讀古書，致有所成。這給我們啟示，應當運用科學方法教與學。科學方法簡單說就是有系統有組織且禁得起檢驗的方法，能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
舉一例來說。《論語．先進》：「舍瑟而作」，曾見有人批評說，作是起立的意思，叫人讀那些早已過時的詞義，是很沒效率的做法，因為幾乎只有在引用原古文時才會用到。其批評非無幾分道理，但若能進一步了解，《說文解字》曰：「起，能立也。」清代段玉裁注云：「引申為凡始事興作之稱。」則知作字含有興起、創造之意，則知為何創作、製作、寫作等詞，用作字而不用做字的理由。也不會將「作之君，作之師」誤作「做之君，做之師」；也會知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說的是日出起床，而非日出工作。
《尚書•周書•泰誓》周武王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作是造之意，整段意思是說，上天護佑小民，乃為小民造君、造師來協助上天安撫四方之民。對待有罪無罪的人該怎麼做，我哪敢逾越上天意志擅作主張。這段話即便放在今日，都可做為政治人物和領導者的警惕語。頗有人錯解作為「做」，還加上「作之親」，斷章取義，變成居上位者傲慢之意，一段好話被硬生生扭曲，汙名化為中國文化專制腐敗的證據。戴東原說：「以己之見，硬坐為古賢聖立言之意，而語言文字實未之知。其於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謂理強斷行之，而事情原委隱曲實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正是此類！
古文之短幾人知？
該怪那些人不懂亂說嗎？為何上了六年中學國文課仍看不懂古文？國文教育究竟出了什麼問題？該談古文之短了。胡適說：「中國古文有一種含混的傳統，所以對科學研究和法律敘述都有妨碍。」為什麼含混呢？韋政通說得明白：「中國的文字，不適宜記述，它本質上是屬於『詩的語言』。…中國在文學方面的高度成就，和這種語文特色，顯然有很大的關係。但中國的語文卻為說理文的發展帶來莫大的限制。…詩的語言，「必是『一字多義』，『一語多義』的，這種語言的性格，表現在說理文中，每一個辭語，如不經過一再的詮釋，就很難彰顯它的涵義。…中國的古籍，一辭一句所以注了又注，就是因為原來的文字就缺乏共同認知的可能，既不能共同認知，就只有靠大家各自的體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