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在此案發生的30年後，當時的革命黨開始提倡暗殺的手段來對付滿清的高官。徐錫麟（1873～1907）因此在1907年7月6日──利用恩銘（1846～1907，滿洲鑲白旗人）在安慶主持巡警學堂畢業典禮的機會，將其刺殺。為了鼓舞革命士氣，章太炎（1869～1936）因此特別以張汶祥行刺馬新飴的事蹟來大做文章。當時宣傳民族革命的書籍《皇帝魂》更是收錄了《追論張汶祥》一文，認為是「民權復伸之漸也」。文中更將張汶祥殺馬新飴的行動比喻為──「俠士」，因為「張汶祥敢於殺官，其氣魄比於泰山之高，其心跡比於霜雪之亮」。結果讓張從殺人犯變成了敢於革命的民族大英雄。
眾多污名，因此使得一樁經過精心策劃佈局的「政治暗殺」事件失去了焦點，讓馬新貽也含冤至今。
清末之亂 亂在內政
王先謙（1842～1917）在他所整理、抄錄乾隆、嘉慶、道光三朝史料－－《東華錄續編》中指出，歷經10多年的「太平天國之亂（1851～1864）」總共造成超過2億人的死傷，當時中國總人口也不過約4億多人。（註十）若以危害最烈的安徽省來看，其流失戶口就接近2,000萬人（這還是宣統3年時的統計數字，上距太平軍滅亡的1864年已經是47年之後的事了）。而作為太平天國都城──天京的南京，不管是被太平軍佔領或是被湘軍收復，當然免不了被劫掠與屠城，根據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1832～1894）於1864年7月14日（同治三年）在其《日記（能靜居日記）》中紀錄，有關湘軍攻克天京之後的慘殺暴行如下：「城內──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擔又無窖可挖者，盡遭殺死……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砍戮以為戲，匍匐道上。婦女40歲以下者一人俱無，老者無不負傷、或十餘刀、數十刀，哀號之聲，達於四遠。」（註十一）湘軍「貪掠奪，頗亂伍。中軍各勇留營者皆去搜括，甚至各棚廝役皆去，擔貨相屬於道」。對這種殺戮的慘狀，他在《日記》有這樣的總結：「自湘軍平賊以來，南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熱。」月28日，曾國藩到金陵，見「城內自偽宮逆府以及民房悉付一炷。」「萬室焚燒，百物蕩盡，而貢院倖存。」「群屍山積」、「白骨山積」、「自五季以來，生靈塗炭，殆無逾於今日」。曾的門人黎庶昌（1837～1898）在曾國藩《年譜》中是如此記錄的：「金陵之克，賊所造宮殿行館皆為官軍所毀。」
名列維新四君子之ㄧ的譚嗣同（1865～1898，註十二）在湘軍攻陷天京後約30年，他到金陵遊歷，曾經寫過這樣的記錄：「頃來金陵，見滿地荒寒現象。本地人言：『髮匪（指太平軍，按清方稱謂）據城時，並未焚殺，百姓安堵如故。終以為彼叛匪也，故日盼官軍之至，不料官軍──破城，見人即殺，見屋即燒，子女玉帛，掃數悉入於湘軍，而金陵永窮矣。』至今父老言之，猶深憤恨」。譚嗣同又說：「奈何湘軍乃戮民為義耶？雖洪、楊所至，頗縱殺，然於既據之城邑，亦未嘗盡戮之也。乃一經湘軍之所謂克服，借搜緝捕匪為名，無良莠皆膏之於鋒刃，乘勢淫擄焚掠，無所不至，卷東南數省之精髓，悉數入於湘軍，或至逾三四十年無能恢復其元氣，若金陵其尤凋慘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