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歐，我看到曾經歷海上驚魂的越南船民長期定居下來，懷著感恩之心勤勉工作，在融合等方面做得不錯。
傍晚散步，只走幾分鐘就到了海邊。這是波羅的海北部的一個海灣，越南朋友阿枚就住在海邊一座絳紅色的公寓裡。如果遇上阿枚在家，她會端出越南美食——雞蛋餅和春捲來招待我們。
阿枚是在九十年代初接受瑞典庇護的越南船民。今天人們似已忘記，亞洲曾爆發過一場空前絕後的越南難民潮，自七十年代起，有近300萬人傾家蕩產投奔怒海，逃出越南，震撼世界。
在北歐我欣慰地看到，曾海上驚魂的越南船民長期定居下來，他們懷著感恩之心勤勉工作，把小日子過得有滋有味。在與歐洲人融合等方面，越南難民做得還不錯。
阿枚的女兒為聯合國做義工
從阿枚家的陽臺望出去，寧靜的海面上有白色的帆船。在這個充滿水的地球上，海水都盈盈相通，我因此想像這裡的海水連著太平洋。阿枚說，雖然她每天面對大海，但此生不敢再坐船。當年一葉木舟逃難的險情，是她一生難以抹去的夢魘。
像很多文化程度不高的北越船民一樣，阿枚在瑞典做清潔工，但她的女兒讀了經濟學碩士後，自願去聯合國駐越南的援助機構做義工。據說，臉書創始人紮克伯格的妻子普莉希拉，其父母也是在七十年代逃亡美國的越南難民，普莉希拉因此再忙也要去學校義務上課。
來自越南的難民孩子學會了西方的的報恩文化，即報恩不一定是回報恩人本人，而是像恩人那樣去幫助更多的人。阿枚的女兒學業有成就回越南做義工，她忘不了母親當年抱著她投海被救的情景。
那是在一場又一場生靈塗炭的戰爭後，阿枚和丈夫帶著女兒登上了一艘陳舊的木板漁船。船上擠滿了偷渡者，缺糧也缺水。在強風惡浪裡顛簸，不少人掉下船葬身大海。阿枚只能緊緊抱著女兒，祈求菩薩保佑。他們終於逃過一劫，在香港上岸住進了難民營。幾年後，他們一家被瑞典接收。
經歷過顛沛流離、背井離鄉的越南家庭，較為重視孩子的教育。在阿枚家我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即父母對女兒說越南語，女兒聽懂了，卻以瑞典語回答。在兩種文化之間成長起來的孩子，既能接受越南傳統的佛教觀念，有一顆向善之心，也在歐洲受到現代人權與民主制度的教育。
吸收了兩種文化中最好的部分，阿枚的女兒也像普莉希拉一樣，盡力回報曾經救助過難民的國際社會。她還用在瑞典打工的收入，資助越南窮親戚的孩子讀書。她知道，如果當年母親不抱著她冒險乘船，她今天也和那些上不起學的窮孩子是同樣的命運。
「政治難民」卻不愛談政治
二十多年前我們一家剛到瑞典時，正是寒冷的冬天。踏著白雪走在小城街上，因為是黑頭發的緣故，我們被一位越南人誤認為是其同胞了。從那時開始，就經常有越南朋友請我們吃飯，給予我們像同胞一樣的友情溫暖。
但我卻不能和他們談政治。雖然九十年代初來瑞典的越南人大都是經過甄別的「政治難民」，但實際上，他們大都是來自北越的普通漁民和農夫，對政治沒多大興趣。據他們告訴我，在香港甄別時，他們會對移民官講受越共迫害的故事。誰的故事說得好，就被批准轉送第三國。而那些因水準低講不好故事的，就給遣送回越南了。
這與美國的情況有點不同。七十年代去美國的越南難民，不少是富有的社會中上層精英。他們以前效忠于南越政府，是「美帝」的盟友，因為恐懼越共到來而倉惶出逃。由於他們的教育程度高，懂英文，在美國生存不難。
美國的南越難民大都持堅定的「反共」立場。在他們集中居住的「小西貢」，到處飄揚著南越政權的國旗。有一次，西敏寺市一家銀像製品店掛起了一面越共旗幟和胡志明畫像，結果導致了大規模持久的政治抗議。
而我在瑞典遇到的來自北越底層的難民，大都對美國有反感，他們忘不了美國空軍對北越的大規模轟炸。記得那時我看美國越戰電影《野戰排》（台譯：前進高棉／Platoon），問他們電影描繪的內容是否真實，他們連連搖頭說「不」。
有意思的是，我既不能和北越難民談美國，也不能和他們談中國。據說北越在歷史上曾是中國的藩屬國，越南文化受中國文化的影響較多，尤其是飲食文化。在我們小城，不止一個越南人打著「中國餐館」的招牌開餐館，其菜肴確實有中國味道。
舌頭尖上的口味相似，能夠吃在一起，還能用各自的母語同唱「越南中國山連山水連水」，卻不能說越南人喜歡中國。據說越南歷史上的民族英雄大都是「抗華英雄」。1979年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期間，我在國內曾以文教人身份去慰問烈士家屬，知道中國士兵犧牲慘重。現在越南人對我一口咬定，說那場戰爭是「中國侵略越南」，令我啞然。
從事藍領工作，保持家鄉傳統
在瑞典這樣的中立國家，個人政治立場如何，「親共」還是「反共」，都無關緊要，所以這裡的南北越難民不會因政見而衝突。當年，瑞典左派社民党政府曾公開反對美國介入越戰。1968年2月，在斯德哥爾摩反戰遊行隊伍裡，瑞典教育大臣帕爾梅（後任首相）居然與越共駐莫斯科大使肩並肩行進。這令美國總統尼克森大為震怒。
不管美國人是否生氣，喜歡在國際紛爭中扮演和事佬角色的瑞典，在調解無效後，大聲呼喚在越南作戰的美國大兵放下屠刀。當時有一兩千名美國逃兵在聽到呼喚後，逃出血腥戰場，到瑞典定居下來。
至於很多申請政治庇護的北越人其實是「經濟難民」，這一點瑞典人心知肚明。但他們認為，那場戰爭過於慘烈，人民的苦難太過深重，只要能跑出來的難民，不管怎樣瑞典都應該善待他們。
越南船民也沒有辜負瑞典人的好心。就我所看到的，這裡的越南人大都從事藍領工作，如清潔工、護理員和搬運工等，或者開餐館和理髮店。去美國的越南精英能夠參選議員，文化精英創辦越南文化中心與越南語媒體，很遺憾，這樣的盛況我在瑞典沒有見到。
不管這裡的越南人在政治上如何邊緣化，瑞典確實需要這一類藍領工人。與傳統中國人相似，越南人大都吃苦耐勞，儉樸實在，越南女性尤為溫和能幹。我認識幾位元在老人院工作的越南女性，由於有亞洲人尊老敬老之傳統，身材小巧，做事手腳利索，她們比高大的瑞典人工作更出色。
儘管堅持說中國「侵略」了他們越南，但這邊的越南朋友對我們非常友好，善於生存的他們，教我們怎麼在北歐保持亞洲的飲食傳統，節儉過好小日子。例如，用瑞典商店出售的檸檬汁打豆腐，送我們他們在陽臺上栽種的亞洲蔬菜，教我們海上釣魚，還教我們理髮與燙髮。我這家庭理髮員一當，就是二十餘年。
這可不是中越兩國政府所說的的革命同志友誼，而是異鄉遇到的人性之善，人情之美。當年很多越南船民在海上漂泊時，曾因風暴或斷糧斷水，被迫在中國海岸停靠，一些善良的中國人向他們伸出援手，送給他們飲水與食物，這些恩情他們都銘記在心。為此，我也對當年曾幫助過越南船民的中國同胞心懷謝意。
＊作者是定居在瑞典的華裔作家。本文為作者「歐洲難民故事」系列之四，原刊《FT中文網》，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