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三一八運動的社會關注度漸淡，各種酸言酸語也更突出，魏揚自嘲可能是PTT看世界，但他確實看到太多莫名其妙的話──當他在三二三案二審遭判有罪，就有人說「魏揚沒黨證，所以他沒去當民進黨副秘書長（指林飛帆）還被判有罪」，當最高法院撤銷判決發回，又有人會酸「因為他媽（楊翠）是促轉會主委」，無論如何總有人會以陰謀論看判決，無法思考更深層的問題。
更讓人無力的是和平靜坐的民眾被告、打人的警察卻找不到，三二三自訴案官司魏揚雖然沒參加，卻也感受到衝突──以運動者角度來說，該負責的沒究責、打人的沒被找出來就等於三一八運動還沒結束，但以一般民眾來說，在司法不友善下承受的壓力沒人能替他承受，當時指揮官方仰寧在2021年又跑去台南當警察分局長更是重擊：「參與者去告馬英九、江宜樺，對他們是還個公道、療傷的過程，當法庭上的門被關起來、走不下去，我會想，他們被否定掉的能否能被重建起來？」
7年來，雖然魏揚一直希望自身的訴訟紛擾能建立「公民不服從」判例、為將來社會運動打下基礎，但他也坦言，真的累了：「我覺得很累、希望趕快結束……大家應該都很累，拖了7年，當年出生的小朋友都可以上小學了。」至於能否更細緻討論到「公民不服從」的抗爭層級、運動傷害、訴訟背後檢察官意圖捍衛的另種價值觀，在現在看來是機會渺茫，面對有罪而被定讞的、勢單力薄的其他素人被告，他與其他三一八核心成員也只能盡力為這些人集資、讓他們不必自己出錢繳易科罰金，承擔當時沒盡到的運動責任。
「像論文寫到這章節，你該寫下一章了」時隔7年三一八仍未遠去 他盼訴訟打下歷史意義：我們做的事情沒有錯
那些參與三一八的青年在媒體推波助瀾下或許被視為「神」，但他們終究是人，會疼痛、也會對「長大」有所感慨的人。對魏揚來說，這7年不只在訴訟上面臨各種無力，當三一八的夥伴們陸續出社會、走向不同的道路，一切也開始不一樣了──過去的運動夥伴總是互相支援、一如前述「一方有難，八方來援」，但在三一八以後運動路線開始出線歧異、選舉上的青年參政發生、之後民進黨在大選獲勝，大家想法都開始不同了：「那當下滿難過的，有些『散了』的感覺，會不會有些朋友不再能推心置腹？但我後來會覺得這是個過程，『長大』就是這意思……」
「有時候我也會反省自己是不是變得世故，學會妥協、放棄一些堅持，如果是10年前的自己可能不會喜歡這樣的我……年輕時我們對社會有一種很整體式的想像，理想的社會要每個價值彼此很和諧，環境、勞權、主權都要做到，但慢慢變成我們好像只能做好幾件事──理想的社會當然還是很美好，時不時會想到，但這已經無法成為我們日常生活做議題去堅持跟追求的東西了，總會撞到政治現實，那是一個滿無奈的成長過程……」魏揚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