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挫敗讓我覺得最大的難過點，還不只是法律的輸贏，是當時參加這事的人會因此質疑、否定自己──我當時那樣做對不對？我是不是沒想清楚、活該被打？三一八參與者或許可以驕傲說『我參與台灣民主一刻』，但三二三參與者，連怎樣理解自己的傷害都還是個問號……」
2014年3月18日，因當時執政之中國國民黨欲強行通過《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一群青年佔領立法院議場、引發大量群眾聲援，成為轟動台灣一時的「三一八運動」（太陽花學運）。如今7年過去，三一八早已被群眾淡忘，參與者之一魏揚卻看見一個被遺留的、依然難以癒合的傷口──當年3月23日夜間行政院一棍棍落在人民身上的痛，伴隨著「侵入建物」、「妨害公務」、「煽惑他人犯罪」各種罪名、打人警察還找不到的官司，越撕越深層。
7年過去，昔日被視為所謂「學運領袖」的魏揚已32歲、讀完兩個碩士又從小黨政治圈轉往環境議題，他的人生已流轉幾回，那官司卻還在，儘管他在半年跑法院一次的煎熬裡仍希望可以換來一個「公民不服從」的判例，卻也直言：「大家應該都很累了，拖了7年，當年出生的小朋友都可以上小學了……」魏揚也看見，有些不在社運圈的被告更無法理解為何要承受這些傷害，他在法庭看見的，是各種被大眾遺忘的人生百態與傷口。
從小夢想當作家卻碰上陳雲林訪台警方禁表達「台灣不是中國的」、濫權沒收旗幟 他投身大小社運終見證攻佔立法院歷史一瞬間
問起投身社運圈前過著怎樣的生活，魏揚回憶，自己剛上大學那時其實是個比較「文青」的類型──他從小就夢想當作家，考上清大人文社會學院以後就開始接觸社會學研究、性別研究，雖然受家庭影響早早接觸台灣史、抗爭與社會運動的歷史，那時也沒想過自己會走入社運圈，而是把心力花在投文學獎。他也活躍於系學會、系籃球隊，就是所謂的「系會咖」。
他曾經以為人生就這樣了，但一如每個後來投身社會議題的青年，「天眼」一開就回不去了──對魏揚來說「開天眼」的時刻是在2008年野草莓運動，那時中國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陳雲林二度訪台，民眾表達異議「台灣不是中國的」卻遭警方濫權禁止表達意見、沒收旗幟標語、連唱片行播台語歌都被闖入，這些都是出生於自由年代的七年級生難以想像、也深感憤怒的。於是11月起一波波學生串聯靜坐抗議，魏揚也特地從新竹搭客運到台北參加，也被廣場上高唱的《野莓之森》撼動了。
「這一次我不會沉默」，魏揚說，那句歌詞意味著參與過這一役的人們再也無法忽視不公平、不正義的事。然而，經過廣場聚集徹夜激昂討論的日子，魏揚回到校園，他卻發現校內一片寂靜：「我是唸人社系的，大家可能會覺得是比較批判性的系，但至少我剛進去系上也不太有這種風氣……就連人社系都比較沒有討論社會議題的氛圍，可以想像清大作為理工科學校，相對是比較冷的地方。」
滿腔熱血的少年回到校園卻開始感受到失溫，直到隔年陳為廷入學，他們開始了改變校園的「起手式」──辦校園刊物。當年清大不像台大有「意識報」這樣活躍於社會議題的刊物，魏揚就跟同學們動手弄、向當時台大意識報社長李問請益，一開始是從學生權益開始做，漲學費、學生自治選舉議題都來，他們直指校方管控是一種威權遺緒，也在刊物導入各種社會議題，也剛好，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來了。
魏揚回憶，2011年起大小型社會運動一波波發生，包括反國光石化運動、揭露血汗工程師職業的「高科技冷血青年陣線」、獨派團體訴求拔除威權象徵而對蔣介石銅像潑漆、苗栗大埔迫遷案、反教育商品化、反漲學費、反美牛，接著是2012年華隆罷工、反媒體壟斷運動──一波波下來「中國因素」越來越受警戒，也因此，2013年執政黨中國國民黨開始想推《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服貿協議）時，反彈也日漸累積、發展成後來一系列的「反服貿運動」。
那時各種社會議題大多先由民間團體發現問題、提出論述，接著是青年學生跨校串聯聲援，強拆民宅就去現場擋拆、去機關部會抗議就一群人靜坐，魏揚說那時期大概規模都在50至200人左右，靜坐一陣就被抬走、抬走就發新聞稿控訴警察暴力干預言論自由──「一方有難，八方來援」是當時串聯模式，有些議題會一起會翻牆、翻了牆以後就成立大小聯盟、聯盟成員重疊度也很高，在2013年反服貿系列運動也是如此，為服貿協議翻過幾次牆失敗以後，一群年輕人就弄了「黑色島國青年陣線」（黑島青）出來。
那時黑島青成員也沒想過真的有天會佔領立法院，一切模式就像以往，民間團體號召群眾在立法院旁辦守護民主72小時晚會、學生動員青年網路call一票人去台北，「成功攻佔前，其實大家都擔心人來很少、為什麼都叫不到人，那時會覺得好像社運處在一個低迷狀態，會覺得每次都是這樣一直翻牆被抬走、再翻牆又被抬走……」沒想到這一次翻過去，就是將近一個月。
回憶三一八運動，雖然可能是一波波社會運動下的大集結，魏揚說當時還真的沒什麼「開花結果」的感覺，一切是機緣，可能是學生團體、常駐立院外頭的獨派團體「公投護台灣聯盟」、民間團體集結所致，可能是當時立法院警察稍微疏忽就被攻佔了，也可能是當年Facebook扮演關鍵傳播角色──但確實，當時群眾對政府不信任感已經到了很高的程度，包括2013年洪仲丘軍冤案、大埔張家遭強拆與張藥房男主人張森文疑似「被自殺」、馬英九與王金平政治鬥爭踩到憲法紅線，當各種機緣碰撞，便成了一個前所未有強度的社會運動。
判有罪被酸「他沒民進黨黨證」、判無罪被酸「他媽是促轉會主委」 7年訴訟纏身也讓他看見更受傷的、被遺忘的人
儘管從結果來看三一八運動是成功的、政府真的退回服貿了，這過程卻有太多人受了傷。3月23日佔領行政院那一夜有太多人明明是和平靜坐卻被警察打到頭破血流、被當物品一樣強制清除，而在運動退場後，核心、非核心的參與者也開始被以「侵入建物」、「妨害公務」、「毀損」各種罪名起訴，拿麥克風、噴漆、翻牆、剪拒馬被拍到的都有，身為黑島青核心成員的魏揚也開始捲入「煽惑他人犯罪」的官司，一打就是7年還沒完。
從根本來看，魏揚當然不認同「煽惑」這樣的控訴，「這邏輯是很威權的、很家父長的，只預設一個或一群首謀，其他人都是被煽動的無行為能力者」──然而在法庭上只會問你那天在不在、有沒有拿麥克風、煽動了多少人，當魏揚想進一步探討三二三佔領行政院帶來的傷，就相當無力。
以一個社會運動者立場來看，魏揚說一場運動總有些比較積極的人，這樣的人也必須承擔群眾在過程中受到的、心靈或物理上的傷──這些年來，三二三佔行政院時在場的魏揚、陳廷豪等人也不斷試圖修復群眾在佔領行政院時的傷痕，有些人第一次受到警察暴力、惡夢揮之不去，守立法院的被讚賞，佔行政院卻被笑、又被打又被告。
長達7年來，魏揚都在各種拉扯之中──他一方面扛著「運動倫理」，一方面又會想：群眾一切行動真的能算被「煽惑」嗎？但又另方面，當魏揚一再於法庭強調群眾有主體性、他沒有煽惑的同時，又好像會被批評「當初揪人去，現在自己不承認」。
這些都是身為社會運動者必要的思考，但審理煽惑罪的法官不會討論這些，一旦做出任何檢討似乎就會被說：「你看，你證明你會影響大家了！」在法庭上，魏揚與一群被告也只能很果決說：我沒有犯罪，群眾是自主的，我沒有煽惑他們。
群眾原先就受了傷，訴訟更是增加傷痕的撕裂。魏揚自認自己有「同溫層」可以療傷、可以找朋友出來喝個酒就說開，但三一八運動有太多人是第一次參加、可能身邊朋友都不是社運圈，這些人始終沒管道去理解：為什麼我要承受這些傷害？為什麼有些人被判無罪，我7年後還要繼續上法庭？
魏揚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個衝場的獨派大哥，當黃國昌、林飛帆等人在三一八的煽惑部份都被判全體無罪，「他們是有唸書的、有名的人啊……」還要繼續打三二三官司的大哥嘆。那大哥雖然抗爭經驗多，卻是相較之下不受媒體關注、難在法庭上闡述意見的，魏揚也看見許多被告已經不堪漫長司法過程、一再被傷害，當下被打已經很難受了，之後還要不斷承受家人同事眼光、還要一再被請去開庭、一直再強調「我沒做錯」，加上網路上的酸言酸語，太多人心生疲憊、聯絡不上了。
當三一八運動的社會關注度漸淡，各種酸言酸語也更突出，魏揚自嘲可能是PTT看世界，但他確實看到太多莫名其妙的話──當他在三二三案二審遭判有罪，就有人說「魏揚沒黨證，所以他沒去當民進黨副秘書長（指林飛帆）還被判有罪」，當最高法院撤銷判決發回，又有人會酸「因為他媽（楊翠）是促轉會主委」，無論如何總有人會以陰謀論看判決，無法思考更深層的問題。
更讓人無力的是和平靜坐的民眾被告、打人的警察卻找不到，三二三自訴案官司魏揚雖然沒參加，卻也感受到衝突──以運動者角度來說，該負責的沒究責、打人的沒被找出來就等於三一八運動還沒結束，但以一般民眾來說，在司法不友善下承受的壓力沒人能替他承受，當時指揮官方仰寧在2021年又跑去台南當警察分局長更是重擊：「參與者去告馬英九、江宜樺，對他們是還個公道、療傷的過程，當法庭上的門被關起來、走不下去，我會想，他們被否定掉的能否能被重建起來？」
7年來，雖然魏揚一直希望自身的訴訟紛擾能建立「公民不服從」判例、為將來社會運動打下基礎，但他也坦言，真的累了：「我覺得很累、希望趕快結束……大家應該都很累，拖了7年，當年出生的小朋友都可以上小學了。」至於能否更細緻討論到「公民不服從」的抗爭層級、運動傷害、訴訟背後檢察官意圖捍衛的另種價值觀，在現在看來是機會渺茫，面對有罪而被定讞的、勢單力薄的其他素人被告，他與其他三一八核心成員也只能盡力為這些人集資、讓他們不必自己出錢繳易科罰金，承擔當時沒盡到的運動責任。
「像論文寫到這章節，你該寫下一章了」時隔7年三一八仍未遠去 他盼訴訟打下歷史意義：我們做的事情沒有錯
那些參與三一八的青年在媒體推波助瀾下或許被視為「神」，但他們終究是人，會疼痛、也會對「長大」有所感慨的人。對魏揚來說，這7年不只在訴訟上面臨各種無力，當三一八的夥伴們陸續出社會、走向不同的道路，一切也開始不一樣了──過去的運動夥伴總是互相支援、一如前述「一方有難，八方來援」，但在三一八以後運動路線開始出線歧異、選舉上的青年參政發生、之後民進黨在大選獲勝，大家想法都開始不同了：「那當下滿難過的，有些『散了』的感覺，會不會有些朋友不再能推心置腹？但我後來會覺得這是個過程，『長大』就是這意思……」
「有時候我也會反省自己是不是變得世故，學會妥協、放棄一些堅持，如果是10年前的自己可能不會喜歡這樣的我……年輕時我們對社會有一種很整體式的想像，理想的社會要每個價值彼此很和諧，環境、勞權、主權都要做到，但慢慢變成我們好像只能做好幾件事──理想的社會當然還是很美好，時不時會想到，但這已經無法成為我們日常生活做議題去堅持跟追求的東西了，總會撞到政治現實，那是一個滿無奈的成長過程……」魏揚說。
一場堪稱前所未有的高強度社會運動散場後，社會被撐開，各種議題開枝散葉各有團體專攻，參與社會的方式不再只有靜坐衝場翻牆被抬走，魏揚也走上了各種不同的道路──研究所時期的他先是在2015–16年間加入時代力量籍邱顯智選立委的助選，選完去寫論文畢業，2017年加入社會民主黨、不到一年又去英國讀碩士，讀完回來碰上2018年公投熱潮、投身全國廢核平台跟「以核養綠」對戰，之後又去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現在到了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曾經夢想成為作家的少年現在到了公民團體工作，魏揚說自己還沒放棄作家路，但現在比較有種「定下來」的感覺，雖然以前也會開記者會、寫新聞稿、看風向，他卻覺得自己有點「虛」，好像是什麼議題都可以講一點、但各項都不專精的那種網紅，因此現在投入氣候、能源、環保議題，「對我來說比較踏實，看比較在乎的是什麼價值，以此為基礎。」
昔日少年長大了，但對他來說，2014年的三一八還沒有終結。魏揚坦言自己這幾年狀態不好，甚至有點被「背叛」的感覺，例如攻佔行政院時黑島青的態度被說是「切割」、面對受傷的群眾又會覺得自己必須負責，時至今日他仍被以「學運領袖」認識，他也會覺得：「過了7年，早就應該要討論新的事情了，為什麼我們都還在、必須不斷地重新提起？」
過去幾乎每年都有所謂「太陽花幾周年回顧」媒體報導與系列活動，在魏揚看來好像是一直在討論舊的議題，當年要談的是中國國民黨違憲亂政、「自己國家自己救」，但現在時空環境已全然不同。雖然現在中國國民黨也還在，魏揚覺得現在更該思考的是良性政治如何形成，去思考一些爭議政策下缺乏信任的對立狀況、選舉激化的鐘擺效應，去探討當年三一八青年從政以後碰上什麼挑戰、哪些社會議題的現況有無改變，「這段時間發生很多重要的事，其實反而被討論的程度沒有太多推進……缺乏歷史感可能不是個好事，但如果只是複述豐功偉業，也無助理解我們現在狀況。」
至於歷時7年的訴訟，魏揚最盼望的當然還是「無罪」，「表示我們做的事沒有錯，不只在法律上沒有錯，就運動來說也有正面意義，不管抵抗權、公民不服從、憲政危機，透過這樣判決是站得住腳的──那只是個結果，但做出判決的時候，代表我們當時所做的事情是正當的、是一種肯定。」除了肯定之外，判決結果的意義也像是寫論文，訴訟結束後或許就有機會去探討法庭上沒機會深入的問題、國家對立面想法、更長遠的社會運動衡酌考量。
「像論文寫到這章節，你該寫下一章了、這一章不可能寫個10萬字，但你下一章也是要基於上章的結論。」魏揚說。7年過去，台灣確實很不一樣了、昔日滿腔激昂的少年們現在也一路被推著長大了，訴訟卻還沒完，那些三一八世代仍在盼望一個遲來的肯定與句點，持續前往下個章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