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最初稱讚噶爾丹抵抗俄羅斯入侵，但當噶爾丹反清之後，他就強調是因為俄羅斯支持噶爾丹（儘管此說並沒有什麼證據支持）。「我們蒙古同胞」所保衛的這些領土，就是清帝國在1760年代之後征服的最大範圍。戴逸把歷史寫成必然會一路發展並最終導向十八世紀中葉的清帝國邊界。
近代中國學術界也對個人下道德判斷，讓人聯想起古典時期歷史書寫的「臧否」傳統。馬汝珩一篇題為「阿睦爾撒納的［反動］一生」的文章，訴說了最後一個挑戰清代對大草原統治的蒙古台吉的故事。
在馬汝珩的觀點裡，阿睦爾撒納具有「完全負面的歷史意義」，因為他分裂了少數民族的統一。中國歷史學者（例如說馬汝珩）需要拒斥那些讚揚阿睦爾撒納抵抗滿清侵略的俄羅斯與蒙古歷史學者。馬汝珩預設幾乎所有準噶爾人都為了尋求和平而投降滿清，只有阿睦爾撒納因為個人追求權力的「野心」而叛變。但就如我們所知，故事的全貌要複雜得多。
阿睦爾撒納原本請求的清朝支持，讓他掌權對抗其對手們。但後來當清朝統治者削弱其統一蒙古的努力時，他反叛了。清朝皇帝拒絕了大臣們的謹慎建議，堅持對阿睦爾撒納發動軍事遠征。清朝為了遠征而對蒙古盟友徵歛資源，導致了東蒙古人的反叛。儘管清朝軍隊很快就擊敗了阿睦爾撒納，但軍事衝突本身並不能簡單歸咎於他個人的權力慾望。
馬汝珩與戴逸同樣執著反俄主題。在兩人的想法裡，俄羅斯是無可置疑的擴張主義，目的是要利用阿睦爾撒納控制準噶爾。這個詮釋很明顯是在隱射當代中俄衝突。馬汝珩正確指出西伯利亞總督在1750年代曾經密切觀察過準噶爾蒙古人，但他過度高估了俄羅斯人的主動性。俄羅斯主要僅是觀望，並未直接介入準噶爾的事務。
馬汝珩結論說：「阿睦爾撒納的反叛不是一場軍事反亂，而是在俄羅斯支持下的一場民族分裂叛亂。」他引述了毛澤東的經典陳述：「我國是面積廣大且人口眾多的多民族國家。」他接著說道：
清代是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進一步鞏固與發展的重要時期。乾隆對阿睦爾撒納叛亂的平定，是清政府繼康熙、雍正兩朝之後進行的一場維護國家統一、抵制沙俄侵略的正義戰爭。這場戰爭不僅有利於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與發展，而且也符合於各族人民要求統一，反對分裂的共同願望，因而它取得平叛戰爭的勝利是必然的。
這種詮釋清楚展示了民族主義史學的主要特色：對邁向統一的進步發展的信仰，以人民統一的標準對歷史人物進行道德判斷。他們堅定假設構成現代中華民族的多民族皆對帝國政權永遠忠心不二。
＊作者濮德培（Peter C. Perdue），新清史重要領軍人物，曾任教於麻省理工學院，現為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中國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歐亞與蒙古帝國的最後輓歌》（衛城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