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從現代往回投射的民族主義觀點汙染了我們對過去的理解，因為那並不屬於任何一方的「民族主義」鬥爭。那其實是國家構建的鬥爭，比起涉入其中的人民有何民族意識，統治者的軍事與政治權力更為重要。各方勢力有時會訴諸大眾支持，並且援用族群統一的象徵，例如成吉思汗、中國皇帝，但決定結果的並非報紙、廣播與群眾動員等近代武器，而是軍隊、外交和經濟壓力。
現代意義上的「蒙古人」、「滿洲人」、「中國人」、「維吾爾人」與「回人」民族，並未在這場鬥爭中一致參與同一邊，也未表達出一致的觀點。他們的所作所為，是為了要在一場不同背景的菁英聯盟追求權力的鬥爭中，保有自己城鎮、部落、家庭或個人的利益。為了要理解真正驅動清代擴張的複雜因素，我們必須深入洞察清代的多族群帝國與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國家之間的差異。
如前所述，魏源立下了垂範後世中國歷史學者的論述標準。但兩者仍有些歧異之處值得一談。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學者的觀點來說，魏源犯了兩個嚴重「錯誤」。他們批評魏源帶有「階級偏見」，態度上傾向鎮壓人民起義。但更嚴重的是，他們發現魏源質疑中國邊界的永久性。魏源認為《尼布楚條約》畫定的中國邊界領地，有很多是新進入版圖的「不毛之地」，並注意到臺灣「自古不屬中國」。1984年北京版的《聖武記》於是堅持：「這些無疑是十分錯誤的，也不符合歷史事實。」
魏源當然是對的，但清代擴張納入新領土的想法違背了民族主義神話。民族主義者必須聲稱清代的邊界是永久固定的，是由上天或者具有自然正當性的歷史過程所賦予。乾隆皇帝若地下有知，知道自己的神話多麼成功地注入到現代中國人心中，他想必會含笑九泉。
戴逸的《簡明清史》，是整個198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性歷史著作。我們可以從他的章節名稱，看出他看待中央歐亞的基調：「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統一與多民族國家的鞏固與發展」、「清朝政府平定準噶爾部噶爾丹割據勢力統一漠北地區」、「沙俄對我國北部、西部地方的侵略與噶爾丹發動民族主義進行分裂叛亂」、「沙俄對準噶爾地區的侵略與準噶爾軍民的抗俄鬥爭」。他的敘述完全擺在如何締造統一，而非領土擴張。
總是使用「統一」而非「征服」，是中國歷史學者必備的習慣。我們可以注意到戴逸的強烈反俄語彙。在戴逸的詮釋裡，準噶爾民眾熱愛他們的土地並抵抗俄羅斯的侵略，拒絕了歸順俄羅斯沙皇的誘惑。戴逸把這詮釋成「我們蒙古同胞」對於俄羅斯侵略的抵抗。噶爾丹與他的喀爾喀人敵人們在1670年代都抵抗俄羅斯的進攻，但戴逸的真正英雄是哲布尊丹巴，因為他勸誘了喀爾喀人臣服康熙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