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貧富差距擴大，是台灣獨有的問題?
彭博社最近剛有一則新聞，談到2017年世界財富報告，說到有錢人的財富增加也有「貧富」不均的問題，當然這裡的貧富是相對的概念，「貧」的是可投資資產介於3000萬台幣(100萬美元)到1億5000萬台幣(500萬美元)之間的人，「富」的是可投資資產在9億台幣(3000萬美元)以的人。提到這則新聞，主要是因為它的附表裡面剛好有台灣，表是統計高淨值人口有雙位數成長，跟我們差不多的歐洲先進國家有法國、瑞典、挪威、荷蘭。
如果說，我們要把台灣的所得差距惡化問題，歸咎成台灣的稅制、經濟體制，乃至黨國體制，那歐洲最保護勞工的法國也在其中，而且法國還以高稅率聞名，高稅率除了法國，還有挪威，挪威的企業稅是28%、營業加值稅25%，即使是食品類的加值稅也有15%，而所得稅是累進制，從最低28.74%到最高47.80%。
(資料來源:經濟部全球台商服務網)
稅制跟貧富差距擴大，有必然的關係，從數據上看起來沒有明顯效果。但學理上是說的通的，我相信，這個圖表的結果是市場全球化造成的總效果，使得高所得者的財富，即使在高累進稅率的平衡下，還是沒辦法有淨所得分配公平化的結果出現。之所以點出這點，是要提醒這些日子以來，拿著台灣的所得分配不均，來暗示歸咎於台灣有錢人為富不仁，政府放任擴大的學者，不要只說部分事實，這有違學術良知。
經濟學者論述要有憑據之外，還要有學術道德
經濟學第一課，學的不是畫供給、需求的線圖，而是教學生什麼是規範 (normative)經濟學、實證(positive)經濟學，還有小心合成的謬誤(Fallacy of composition)。
規範經濟學，簡單來說就是評價，經濟學家認為經濟「應該如何」，這當然涉及主觀的認知，還有客觀的標準，可惜很多經濟學家使用的客觀標準，其實還是別的經濟學家的主觀標準，例如朱敬一院士對於社會正義的想法，除了自己的觀點外，引用也是其他教授的文獻論點，把別人的主觀拿來佐證，並不能證明自己的評價有客觀性，這是邏輯問題。
實證經濟學，則是客觀的描述事實現象是什麼，至於現象是好是壞，也許可以跟過去的資料來比較，但也不能完全就貴古賤今，或貴今賤古，因為時空環境不同，這些客觀數據的比較可能也會失去意義。舉個例子，我們把104年的所得稅實質稅率的表格拿來看，我用時代力量黃國昌主席的整理資料，以免落入我自己選擇性披露資料的指責，以下是他們整理的原圖，
很明顯，扣掉可扣抵稅額後，最右邊的欄位可以看出，所有人的「實質稅率」都降低了，而右邊倒數第三欄可看出，最有錢的人繳納的稅金「絕對金額」降的最多，將近200萬元。用這些單純的資料描述，可以明顯感覺出這次稅改的「不公平」。即朱敬一院士所說的「這不是圖利富人，什麼才是圖利富人？」。
但如果我們把這些資料再整理一個表，以最低所得者為基礎，把所得倍數、繳稅倍數、實質稅率倍數算出來，可以得出下表，
看表感覺不明顯，畫成圖，下面圖一，所得稅率最低的人，其所得約68萬(含薪資所得與股利所得)，跟繳12%稅率的人相比，所得倍數約1.99倍，跟最高所得稅率的人相比，約40.99倍；但若我們看繳稅的絕對金額倍數比，就是下圖，繳稅的絕對金額比從6.14倍，一直到676.69倍。
如果你是繳5%稅的人，最有錢的人所得是你的41倍，但繳的稅金是677倍。
為什麼所得倍數最大差40.99倍，而繳稅金額卻會差到676.69倍，也就是說，最有錢的人，雖然賺的錢是繳稅最低所得者的將近41倍，但繳稅的金額卻是近677倍。這當然是所得稅的累進制度所導致，也就是所謂的「量能課稅」原則，即所得稅課稅的分配正義。因此，有這個倍數差異，我們並不意外，甚至有錢人多繳稅，也是應該的，因為這些人多數是企業主，他們消耗的社會資源可能遠比一般人還來得多很多，甚至可以在國家公園保護區旁邊挖水泥，把全民的財產賣掉得利，還一邊狂言可以養魚。
從絕對金額來看，可能還不夠客觀，我們再整理出繳稅率的差異，以及稅改前後的變動。看下圖二，我們可以看出，從實質繳稅的稅率來看，最低所得者的稅率也下降，所以，整個實質稅率的倍數比，從原制度的2.63倍，到15.77倍，到稅改後的3.1倍到16.64倍，也就是說，新政府推行的稅改，除了全民都減稅以外，相對而言，越有錢的人繳稅的金額倍數提高，實質稅率倍數也提高，如果從這個觀點來看，相對剝奪感，到底剝奪了誰?
執政的政策規劃，不是只有26%這個數字，還有可扣抵稅額取消，而且遺贈稅10%調高到20%你有注意到嗎?
執政，規劃政策，看的是總體的效果，經濟學者、財政學者做研究，為了控制變數，以符合科學實驗精神，所以一次可以分析的就是一個點，其他都要控制不變，才能確保實驗的正確性。這是科學方法的必然，然而論述政策時，如果把這一個點的觀察，推演到整個總體面的觀察，往往會犯下合成的謬誤，只單從最高所得者的股利稅率從45%降到26%，當然可以推論出「為富人減稅」的結論，邏輯上沒有問題，但稅改是全面性的調整，如果只想討論「股利稅」的繳納金額高低，方法上可行，財政學者可能不完全瞭解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的嚴謹度，但身為經濟學者的朱敬一院士，要用這種方式批判，職業道德上我認為可受公評。
從稅率45%與26%的差異來評論，跟從實質稅率的數字來評論，為什麼相對剝奪感反而是在富人身上，這是因為廢除兩稅合一的設算扣抵，可以從制些大股東們身上收取回來的「可扣抵稅額效果」，是增稅效果，這若單看稅改方案中的稅率數字是看不出來的，而必須用實質稅率來比較才可以看出來，特別指出這點，就是要回應那些只看到稅改方案中的數字，就拿來評論的人，不深入瞭解稅改的內涵，也就是政府一直強調的「大圖像」，這種評論者，如果是財稅專家，那顯然財稅的學問內涵不足，如果學問內涵足夠，還要這樣批評，那就是政治意識形態作祟。
批評的言論自由是台灣民主的重要價值，我們應該捍衛，但學者專家在批判時，應該多一層學者的道德良知，這個道德是指身為科學家，捍衛科學方法正當性的道德，如果這點做不到，其實與論文造假無異。
另外，這次稅改之前，我們新政府還推動菸酒稅的提高，以及遺產稅及贈與稅的調高，遺贈稅是對富人影響最大的稅之一，而我們這次調高遺贈稅，從以往的單一稅率10%，調高到累進稅率最高20%，這部分也應該考慮進去稅改的大圖像當中，這也是為什麼這次稅改定位在降低內外資稅率差異，並目標設定在打擊假外資現象。
朱院士覺得假外資不是問題，所得分配惡化才是問題，顯然不接地氣
台灣的國際收支裡面，金融帳連續28季淨流出，剛好7年，也就是從2010年就開始，而2009年到2010年是馬政府稅改開始的年份，那次稅改在沒有配套措施下，把遺贈稅從最高50%的累進制，降低成10%的單一制；另外把營利事業所得稅從25%降到17%，估計至少造成國家一年稅收損失1200億以上。
因為沒有配套，所以這些錢一方面流入房地產，炒房、炒地；因為沒有配套，所以這些錢，在企業家賺到錢以後，更加速投資海外，而不只企業家加速把錢投入海外，台灣的一般個人也瘋買境外基金，這是金融帳連續外流28季的主要因素。後來，為了彌補稅收減少的財政問題，以及房地產狂飆的現象，馬政府又推行奢侈稅、以及股利所得減半措施等，並把最高綜合所得稅率調高到45%，以及規劃所謂的反避稅條款，即所得稅法第43條之3、4的修正案，並在新政府上台後三讀通過，然而資金外流的負面影響已經形成。
「台灣之病在於經濟缺乏創新，長期投資不足，六年多來金融帳淨流出9兆多元到海外投資。依央行資料，國人約有35兆元流出海外。」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兼任教授魏啟林(資料來源: 2017/10/06 經濟日報，用稅改推動創新投資)
這些外流的資金，成立海外公司操作，即所謂的假外資，基於國際政治的現實我們台灣一方面難以查核，而另一方面這些假外資卻可以享有實際較低的稅率，早已成為趨勢，一個國家面對連續28季淨資金的流出，不是什麼小問題，朱院士感受不到，但產業空洞化，中小企業老闆生意越來越難做，這是大家都感受到的問題。
下圖是中華徵信社統計前5000大企業與前500大企業的新聞報導，前5000大企業獲利衰退，但前500大企業卻增加。資金外流、投資不足、人才外流等因素，使台灣產業體質弱化，是不爭的事實，這也是為什麼降低內外資差異，是這次稅改重要政策目標的原因。
能把內外資稅率差異縮小，並兼顧所得分配的量能課稅正義原則，這本來就是相矛盾的方向，朱敬一院士在自己的臉書上有明確的說明，這部分正確，也點出這次稅改最麻煩的地方，但在配套調高標準扣除額之後的中低所得稅率下降效果後，至少從繳稅倍數與稅率倍數上來看，這種相對剝奪感是落在富人身上，能做到這樣的稅改規劃已屬不易，朱院士身為台灣駐瑞士WTO的大使，也是政府的一員，應該給規劃的人員鼓勵才對，對於兩稅分離當中的個人主觀評價，抓了一個股利分離的單一稅率26%就說圖利富人，忽略整體的稅改效果，從同是政府的一員來說，其實不太厚道，對財政部規劃的團隊而言，他們這一系列從菸酒稅調整、遺贈稅提高，每一役都有參與到，他們感受到的壓力與內心的不平，絕非外界所能想像，更何況這次稅改實質內涵並非外界以偏概全的論述所說是圖利富人，我認為這部分，應該給他們掌聲，而不是一味的批評。
*作者為大學經濟系兼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