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在經歷讓人強烈有感且艱難的時刻，這些時刻可能對未來數十年都有影響。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爆發，對人類展現了國際合作與全球化的限制與其無比的潛力。這個世界連結之深，史無前例，人、物品、資本與觀念的流動性都很驚人，人類遇上了共同的宿敵：陌生的病原體。一個新型病毒。
與近數十年來爆發的病毒不同，這個病毒的生物特性使它獨具威脅。並不因為它特別致命，這個病毒本身的致命性比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或中東呼吸症候群（MERS）都低，而是因為它的傳染力異常高。全球化的世界喜歡使用病毒式傳播（virality）的隱喻，如今世界首度碰上了這個備受喜愛的隱喻的源頭。
今年也是台灣，以及台灣面對致命威脅的因應成果受到舉世矚目的1年。儘管文化上與地理上都與中國相近，台灣仍幾乎徹底防範了病毒的社區感染。全世界都在猜想，台灣的成功，是否不僅因為從SARS疫情學到了正確教訓，也與政府由專業技術官僚主導相關。西方的領導人風格充滿戲劇性、口號與群眾魅力，然而，是像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和台灣政府官員這樣的領導者，帶領國家比其他國家更成功的挺過了風暴。少一點戲劇性和遠大的承諾，多一點專注而謹慎的治理，這會是通往更為永續的21世紀的配方嗎？
在美國，一名歷練豐富的專業政治人物當選，以及川普的垮台，無疑指向了這個可能性。如果新型冠狀病毒沒有橫掃美國，拜登也許不會當選總統。時局艱難時，群眾可能轉向激進者；當時局艱難而激進者當政時，他們可能又轉向主流。川普的孤立主義和反科學言論並不適合我們的時代，然而他依然獲得了比2016年還多的選票。現在就埋葬民族－民粹主義還言之過早。
全球化加速傳播
已經明朗的是，在全球化世界，一地的危機會影響整個區域，會帶來全國性的後果，繼而溢出到鄰近國家，最後是全世界。有時是經濟危機，例如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後來演變為全球危機；有時是新病毒的爆發，例如新型冠狀病毒。政府官員在處理地方或區域危機時常犯的第1個錯誤，是相信這些危機可以防堵。他們把這些危機當成「他們的」危機，未能了解更廣泛的影響與後果—先是對國家，繼而對全世界。
我們生活在獨特的時代。國際貿易創造了更有效率的生產與分配機制，拯救數十億人脫離赤貧。但全球化是個複雜的現象，有其陰暗面。它讓無數人得以更快逃離悲慘的貧窮境地，但與此同時也創造了新的剝削循環。時間久了以後，全球化會賦權給受剝削者，讓他們擁有解放自己的工具。如本書所述，全球化創造的剝削循環無可延續。觀念、知識與真相的傳播，最終總會打破這些循環。可以說這是個正面的病毒，深植於全球化的表殼底下，而且勢不可擋。
與極端貧窮的對抗尚未結束，而如果全球化因為冠狀病毒或民族－民粹主義言論，或在2者夾攻下被迫退縮，這個挫敗將會抹除人類史上最重要而有益的戰爭所獲得的許多進展，這個戰爭就是對抗極端貧窮的戰爭。這樣的結果不僅是道德錯誤，也是危險的：人被剝奪已經擁有的東西之後，會感到挫折不滿。挫折不滿會引發憤怒，而憤怒會導致暴力。
將真相視為優先
自1980年代以來享受經濟榮景的東亞，應該謹記「美好年代」（La Belle Époque）的教訓，這段時期從19世紀晚期持續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為止。當時的國際機構與帝國同盟仍陷在過去的泥沼。累積中的國家與經濟緊張壓力，加上失能的過時體制，讓世界陷入了一場慘烈的戰爭，和數十年的分歧與碎裂。許多人在一次大戰前的歐洲與今日的亞洲間看到相似處。儘管這類比較往往接近淺薄，仍應視之為一個持續的警告：長期未獲解決的紛爭是摩擦的來源，可能迅速升溫。台灣也許比任何其他地方都了解這一點。
地球村要能夠生存，必須將進步與真相置於優先地位。對既有機構的不信任正演變為討伐進步之戰，成為一場愚昧的行進。我們必須擁抱全球責任與更有實權的國際機構，讓這些組織得以監測地方危機，主動介入，並且即時終止這些危機。我們之間的連結愈強大，就愈需要這些機構。
此刻人類面臨的是一場全球流行病，下一次可能是地方衝突滾雪球似的演變為世界大戰，或是再度讓我們陷入深淵的一場經濟危機，也可能是最終極的挑戰：氣候危機。我們經濟相連的程度，以及廣泛的貿易聯繫和全球流動性，會創造出指數成長的挑戰，遠甚於任何病原體。如果這是個全球性的挑戰，解決方案也必須是全球性的。
＊作者為納達夫．埃尤爾，本文選自納達夫．埃尤爾著《反抗：當激進變成主流，正在改寫世界經濟、政治、文化的反全球化抗爭》（天下雜誌），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