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公務員超時加班的情形有多嚴重？據行政改革擔當大臣河野太郎於去年底公布的「中央政府公務員加班時數統計」（僅包含2020年10、11月數據）指出，在年齡介於20歲至29歲的綜合職公務員中，有3成公務員每月加班時數超過80小時的「過勞死線」，公務員長時及超時工作的情形可見一斑。
長時間労働など「ブラック」な労働環境が指摘される中央官庁。
— 日本経済新聞 電子版 (@nikkei) January 26, 2021
改革を目指す提言は反発を呼ぶが、先頭に立つ若手は屈しない。
「変えるなら、今しかない」。
未来を担う人材がやる気を失いつつある現状は放置してはならない。#日経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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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界、教育界人士發起連署 要求政府調整公務員作息
為改善公務員長時及超時工作的情形，長年致力指導各大企業改革工作型態的顧問公司「Work Life Balance」社長小室淑惠，於去年與其他20位來自不同產業的發起人，一同在網上發起連署，請求日本當局改革中央行政機關的工作型態，將晚間10時至隔日清晨5時調整為全面休息時段，緊急業務改由職員在家遠端連線處理。截至2月2日總計有超過27464人連署，小室等多名發起人也於去年12月3日破27000筆連署時，將連署訴求及結果提交給行政改革擔當大臣河野太郎。
小室表示，她過去接洽的案子，雖主要以民營企業的改革、推動女性活躍政策等為主，但她從以前就十分關注中央行政機關長時工作的過勞情形。小室認為，長時間工作除有可能造成公務員心理狀況不佳、優秀人才相繼請辭等問題外，還有可能導致官僚組成缺乏多樣性，最終提出無法反映國民心聲的無用政策。
ハードワークで心身ともに疲弊し休職した若手官僚。
— 日本経済新聞 電子版 (@nikkei) January 25, 2021
「ちゃんと辞めるため」に戻った霞が関で情熱を取り戻した。
日本を動かす官僚たち。彼女ら、彼らが変わることは、霞が関でより柔軟な発想が生まれるきっかけになるかもしれない。#日経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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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談到少子化問題時，相對於大眾多半認為造成少子化越來越嚴重的原因，是因為年輕一代工作繁忙、沒錢置產、戀愛及結婚意願低落等多方因素，小室則提出不同的論點，主張長時間工作對少子化問題有一定影響。她認為一個女性若從20多歲開始，就在工作和育兒無法兩立的職場上班，那她很有可能會因考量到孩子出生後的情形，而因責任感選擇不生小孩。
公家機關超時工作 連帶影響合作民營企業
此外，小室還以她過去接洽的民營企業改革案為例，指出公務員的長時間工作，不但會造成職員本身的身心負擔，也會造成有和政府機關合作的民營企業，即使公司內部已進行改革，仍會因為必須配合政府機關的步調，而出現職員長時或超時工作的情形。
霞が関の長時間労働が生む「多様性のなさ」残業大国の闇 https://t.co/AT2d9RXbOT
— 朝日新聞(asahi shimbun） (@asahi) February 1, 2021
小室表示，儘管據相關單位統計，日本公務員的支出光加班費一年就多達約102億日圓（約合新台幣27億），計程車費約為22億日圓（約合新台幣5.8億）。但公務員實際上工作的時間，卻是加班費所對應的時間的3倍，2019年度甚至有6名公務員因長時間工作而過勞死。
日本非營利組織（NPO）「Bond Project」代表橘ジュン（Tachibana Jun）則表示，她從15年前（2006年）參與支援活動以來，曾接觸過不少無處可去、有尋死意圖的少女，指出有很多處境艱難的人的痛苦或無助，是政府官員難以想像和體會的。像是她在多年前以作家身份前往澀谷、新宿等地進行取材時，就曾碰過一位獨力扶養小孩的16歲小媽媽。這位小媽媽除不知道孩子的父親是誰外，還遭到生父家暴，最後只能選擇離家出走，靠著每次3千日圓的援交餬口，而這也是橘代表在2009年創立「Bond Project」的契機。
創立「Bond Project」沒多久後，橘代表便找上這名小媽媽，將錢包裡為數不多的幾千日圓全部給了小媽媽，並將她安置到僅有一間房間的法人辦公室。橘代表表示，她在安置這名小媽媽後，雖然很幸運地偶然遇到政府旗下的「婦女諮詢員」（婦人相談員，厚生勞動省基於《賣春防止法》第35條所設的職務，負責女性家庭、貧困、家暴等問題諮詢）協助，但在進行其他支援活動時，大多感受不到政府有站在自己這一邊。
橘代表表示，她在從事支援活動時，曾造訪國會議員會館進行遊說，但卻沒有半個人想要或願意聽她說，直到她參加與支援活動相關的會議，遇到幾名有心參與支援活動的議員及厚勞省職員，願意聆聽弱勢少女的需求，「Bond Project」才奠定了繼續從事支援活動的基礎，陸陸續續有需要幫助的民眾找上「Bond Project」請求支援。
針對至今接觸過的案件，橘代表表示最讓她感到棘手的是家暴問題，相對於未滿18歲的青少年可以由兒童諮詢所保護、滿20歲的青年可以脫離父母出外獨立，介於這兩個年齡的18、19歲青少年，則因法律上未成年，做任何決定或申請都要有監護人（大多為父母）同意，故很多在這年紀遭受家暴的青少年，最後都會被迫回到原生家庭。
NPO代表：公務員不親赴現場，怎麼理解弱勢族群的苦？
她認為，若由有權有勢、無法感受弱勢族群痛苦的人來主導國家並制定政策的話，恐怕會有很多年輕人漸漸對未來失去希望。她相信社會上仍有願意聆聽這些弱勢族群心聲的人，但除非政治家、公務員願意走到弱勢的現場，不然她無法相信這些人可以制定真正對弱勢族群有益的政策。
年輕公務員離職率飆升
在厚生勞動省工作長達18年，於2019年退休後發行「ブラック霞が関」（黑暗霞關，暫譯）的千正康裕指出，中央政府機關瀕臨極限的情形，由年輕職員相繼離職可見。據內閣人事局2019年度的統計顯示，20歲至29歲的年輕職員當年度因個人因素辭職的人數，為2013年度的4倍以上，成長幅度極大。
千正主張，調整業務內容和機關體制雖是當務之急，但也不能操之過急。他指出，至今的改革多半是由「首相官邸」主導，為保持一定的支持率，中央政府往往都會希望盡快提出政策，回應國民的期望。但在這種「求快」的情況下，往往會造成提出的政策沒有收集足夠的專家意見，甚至不符民眾需求等等。像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為解決口罩短缺為題而發放的「安倍口罩」，就因可覆蓋面積太小、發放速度太慢、一戶只有2個太少等原因而遭受批評。
千正同時主張國會應針對質詢要點規則、質詢內容發布時間常常未遵守期限，讓公務被迫加班擬定回覆等進行改革，他認為若與中央政府機關相關的單位不一起進行改革，勢必無法解決公務員深夜、週末被迫加班的窘況。同時指出許多大臣或政客在接受國會質詢時，常常會派出旗下職員當「擋箭牌」，造成旗下職員在沒有上司的指示下無法提供資訊，導致一問三不知、浪費時間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