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大國博弈掀起3大宏觀陷阱，對亞洲區域經濟與台灣的衝擊，不容小覷。
兩強大國博弈格局已然定論
2018年初川普發動震驚全球經濟社會的「美中貿易戰」，很快演為多元面向「高關稅壁壘戰」、「科技戰」、「金融貨幣戰」、「地緣政治軍事對壘戰」、「太空戰」、「經濟脫鉤戰」、「經濟體制戰」等「新冷戰」型態全方位兩強「大國博弈」戰局；2021年拜登繼掌美國大政，從全球整體形勢及美國內2黨「全力遏制中國崛起」高度共識情況看，「川規拜隨」反中抗中的對中戰略，應該是必然的，川普對習近平「熱水滾青蛙」的「冷戰熱鬥」政略，轉到老成的拜登手上，或將修勻緩和調適，改換成為「冷水慢煮青蛙」方式，但「冷戰熱鬥」遏制中國趕超崛起政略，並將中國定義為「頭號戰略性敵人」之基本國策路線，應該不致會有重大改變。
3大宏觀經濟陷阱都將衝擊亞洲經濟及台灣社會
川普啟動的美中貿易戰在短短2年時間轉進可媲美於美蘇對抗的新冷戰型態，立使過往75年「美國霸權獨大」世界格局變成兩強大國博弈戰局，不啻高強度拉抬甫崛起「中國新霸權」得以與第1霸權美國平起平坐，在新世局中形成美中2強對壘相抗；川普4年僅不過帶起「美中兩強彼此之間單打獨鬥」，但川規拜隨的拜登新政卻將引發「美中兩強各擁盟友拉幫結派之群架」格局。拜登美國擁有二戰以來的傳統盟友及所有經濟附庸國家，中國所將擁有的則是，G20新興市場經濟體、亞非拉貧窮國家、一帶一路（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RI）及亞投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 ）簽約國；美中兩強集團彼此抱團各擁的聲勢大體相埒。
這種兩強集團大國博弈對峙戰爭的世界新格局，極易產生3種世界級陷阱：金德伯格陷阱（The Kindleberger Trap）、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及薩繆森陷阱（Paul Samuelson Trap）；這3大宏觀經濟陷阱，固然必對全世界宏觀經濟成長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尤其更對中國領頭羊所在的亞洲區域經濟，乃至台灣海島經濟社會一隅，著具莫大關鍵性衝擊影響。
金德伯格陷阱戕害全球宏觀經濟
第一個宏觀陷阱是金德伯格陷阱。自川普退群又拉高「美國優先」調子，現在全世界沒有人提供公共產品了，「抗擊疫情這種事美國是不管的」；中國所發出倡議，第1強權美國，川普不接招，繼任的拜登是否有足夠財力與能力接招，也尚屬未定之天。未來如何推動超級強權大國之間共同合作，提供全球公共產品，實為今天極其關鍵且重要課題，否則全球第2層級以下的，包括台灣在內的亞洲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都將同蒙其害。
金德伯格陷阱源於美國經濟學家查理斯．金德伯格對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的研究。金德伯格在《1929-1939年世界經濟蕭條》一書中指出，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原因在於守成大國英國沒有能力繼續領導世界，而甫崛起大國美國又不願意承擔責任，從而導致國際秩序崩潰和世界大戰爆發。
查爾斯．金德伯格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也是馬歇爾計畫的思想構建者之一，在他針對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研究的《1929-1939年世界經濟蕭條》書中認為，1930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的根本原因在於國際公共產品的缺失。
全球經濟混亂和世界安全秩序失速之新挑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上實力最強國家，但在全球權力轉移過程中，美國未能接替英國扮演的角色發揮領導作用、提供國際公共產品，造成全球經濟混亂和安全失序，結果導致全球經濟衰退和世界大戰。
金德伯格陷阱的邏輯是，國際體系中實力最強大的國家如果缺乏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意願，就會導致國際衝突不斷乃至引發大戰。國際公共產品在一般情況下，必須主要大國負有更大國際公共產品供應責任；由於國際公共產品的使用不具有排他性，因此搭便車現象（free rider）甚為普遍，這使得國際公共產品常常處於供不應求樣態。倘若今天能像2008年中美聯合應對世界金融海嘯危機一樣，來應對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疫災對全世界範疇之挑戰，必不至會有今天的問題存在；不過，現在看金德伯格陷阱對於美中兩強來講，無一不都是一個巨大挑戰。
對台灣產生重大發展障礙與全球接軌困難
金德伯格陷阱核心是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國際公共產品供給問題；相對於國內公共產品，國際公共產品的特點，是成本和獲益超越單一國家邊界、跨越不同世代、超越不同人群的共用產品等，具有很強國際性、外部性的資源、服務、政策體制等，例如自由開放的貿易體系、穩定高效的金融市場、防止衝突與戰爭的安全機制等。20世紀以來的典型國際公共產品包括：穩定的國際金融和貨幣體系、開放的國際自由貿易、國際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國際安全保障體系與公海航行自由等。
惟自1990年代全球化運動深化之後，國際公共產品已經被按部門領域劃分為：環境性、經濟性、社會性以及制度或基礎設施等類型；進入21世紀—10年代後，世界和平、區域合作、自由貿易、經濟成長、金融穩定、環境保護、傳染病防治、智慧財產權保護、度量衡與標準的統一等大量容易產生外部效應的國際公共產品，已經成為全球化與國際關係的重要「全球統理（global governance）」議題，對世界各國的發展、穩定與安全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對於高度國際依存的台灣經濟社會，這種宏觀環境條件的短缺與扭變，勢必都將產生重大發展障礙與「全球接軌」之困難。
造成台灣重返國際社會的極大難度
今天主要問題是，美國恰似當年舊霸權英國，而中國則像極了當年的新興美國，倘若中國未能接替美國角色，發揮領導作用、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則問題極大。
川普甫當選美國總統之初，就超高姿態強調美國優先的高度自我保護主義，用退群、脫出跨國組織機制，更公開背棄國際協約協定乃至地緣性區域整合方案，明白確言不願繼續無償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在這種情況下，國際社會當然更加關注世界第2大經濟體的崛興中國，是否有能力、有意願填補美國的世界責任赤字，承擔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責任。特別是，接踵而來的國際金融危機、反恐戰爭、政治動蕩以及持續惡化的新冠肺炎疫災，都將加劇人們對世界再次陷入災難、重蹈歷史覆轍的擔憂，也對金德伯格陷阱負向宏觀效應，產生莫大恐慌。
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認為，由於川普4年執政下的美國在全球統理體系中的缺位，而新崛起的新興中國霸權又一時接替不上或不願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勢必導致全球公共產品供給匱乏，也將造致全球經濟混亂和世界安全秩序失速，則全球格局下的整體國際社會，非得陷入金德伯格陷阱不可。
由於川普美國已經很大幅度退群及退出協定條約，讓積極攻勢的習近平政府，強力進入取代美國既有的世界級機構組織領導地位，即使拜登努力挽回，恐怕已經遲了；對台灣而言，這種新格局態勢，已然更造成台灣重返國際社會莫大難度。
新崛興大國必然挑戰現在大國的修昔底德陷阱
第2個有重大衝擊的陷阱是修昔底德陷阱。無論是從當年斯巴達城邦和雅典城邦的案例看，或者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這段時間，德國崛起過程所遭遇英語系國家打壓驗證，都顯示跳脫「歷史陳因窠臼」不易！
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個新崛興大國必然會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積極回應這種威脅，使得這種大國博弈的直面對戰，變得完全不可避免。
修昔底德陷阱是古希臘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闡述公元前5世紀雅典和斯巴達2國發生戰爭時所提出來的：公元後2國在長達30年的戰爭之後，最終雙方都被毀滅；肇致這種彼此毀滅戰爭無可避免的原因，乃是新崛興雅典的日益壯大力量，讓既有舊霸權的斯巴達倍感受威脅之恐懼，整個態勢跟今天中國崛起太過迅捷，讓舊霸權美國之倍感威脅恐懼，態勢上毫無二致之分；當一個新崛興大國與既有超級統治霸主對戰競爭時，雙方面對的危險，跟公元前5世紀希臘人和19世紀末德國人所面臨的情況完全一樣。強權與強權雙方之間彼此的威脅和反威脅所引發的必須競爭或強迫合作，時間可能長達30年或更短。
也許在2030年之前，美中冷戰或已結束，但其中一國之毀滅，可能性極高。
這場大國博弈直面對戰的結果，無論美中誰勝出誰潰敗，對於包括台灣在內的亞洲新興市場經濟體，邁向未來的發展成長，都必定產生關鍵性衝擊影響。
從薩繆森陷阱預見國際政治前景的經濟基礎
第3個具有高度潛在危害性的是薩繆森陷阱。
薩繆森陷阱指的是，產業升級換代為美、中2國帶來諸多產業，特別是針鋒相對的高科技產業，各個層面在全球化貿易中的競爭力，及因此產生的世界貿易深層變化對其他國家，特別是先進國家及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國內政治社會之影響，並將積極引起國際政治的連鎖反應，以至帶動諸多國際之間的矛盾和衝突。
從修昔底德陷阱可以積極預測到的是國際政治前景，而薩繆森陷阱才是今天全世界在這一新格局下可是預見國際政治前景的國際經濟基礎。
美中關係在基本上存在2類矛盾：一類是政治制度、意識形態、領土、主權問題之矛盾，乃所謂「硬核之矛盾」，不但難以化解，且拜登繼任後可能繼續深化，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這類矛盾勢必難以化解；另一類矛盾是「美中政經掛鉤」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矛盾，主要是美中已歷經相當長時間在經濟和科技領域持續競爭與不斷合作所造成。欲求這2類矛盾之截然分開，已然相當不可能。
倘若今天中國在自身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上取得科技進步，與美國直面競爭，但在相對低端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方面，對美國是有利的；而倘若新興霸權中國，在美國具比較優勢產業領域上，特別是相對高端產業領域取得「彎道超車」優勢，則美國產業及社會都將大受損傷。
這正是過去4年川普發動「美中科技戰」的結果；但是在4年後川規拜隨的拜登新政中，猶亟思加碼美中科技戰重磅遏制中國，其結果必然可以想見。
美國遏制5G、人工智慧及中國製造之挫敗
中國在5G、人工智慧及電信產業等領域已經確立相當的全球化高科技優勢，已顯然肇致美中之間科技戰爭之既已掉入薩繆森陷阱：中國既已爭奪到原屬於美國的比較優勢，舊霸權美國就必然會永久性失去「真實的人均所得」以及為數越來越趨龐大的失業率。
當中國在高科技、中科技和低科技等各個層面，都已表現出更強的全球競爭力，則中國的比較優勢，就更確定明顯了。中國不僅有西方國家所沒有的低勞動成本，而且還有世界上最齊全的工業門類和最完整的產業供應鏈，在這幾個關鍵領域，幾乎都已遠遠超越美國；對所有歐美西方國家社會言，這不僅僅是嚴肅的挑戰，甚至已對互惠或者對等（reciprocity）自由貿易原則，也都已構成極大衝擊與挑戰。
唯有強調自主創新才能直面應對美國重磅打壓
這種情況在歐巴馬時期就已經出現，但是當時，美國要靠中國，特別是經濟上、財政上需要靠中國，及至世界金融海嘯危機時「還是需要中國」。然則，川普對此一問題的認識比較簡略，且因為歐美都認為西方對華貿易不對等，於是在對華貿易投資問題上既有了高度共識，川普乃直接高度聚焦，要求中國實行對等方式，祇要不行就打貿易戰，甚至要與中國脫鉤，把中國從現存國際貿易體系剝離。
相互依存和經濟結構的脆弱帶來了美國對國家安全受損的恐懼。對於中國來說，也有類似的對國家安全的擔憂，比如擔心美國對中國「掐脖子」。在中美貿易戰和2020年新冠病毒全球流行期間，這個問題體現得特別明顯。
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由打壓中國，特別是打壓中國的高科技企業。當美國利用在晶片行業的壟斷地位打壓中國時，中國就會認為這是對國家安全的重大威脅，所以要投資晶片等高新科技產業，強調自主創新，直面應對美國的重磅打壓。
薩繆森陷阱使全球產業供應鏈全面破裂
新冠疫災猛爆美國之後，美國認為其已嚴重依賴中國供應鏈，且對中國醫療衛生產品供應鏈依賴更深；但現在中國恢復生產了，其他先進國家恢復速度仍很慢，仍然不得不依賴中國提供各種重要物資。
現在可看到的情況是：貿易戰打了2、3年，但至今中國對美國出口額毫無減少，表示美國仍需要從中國進口很多東西。
川普4年一直在推動貿易夥伴與軍事同盟的「重新綁定」。而拜登新政以後，相信此一政策猶然可能賡續不變，在5G問題上讓所有盟國都向中國施加壓力；此即真正完全掉進了典型的所謂薩繆森陷阱之中。
台灣當局的「前瞻智慧抉擇」世紀挑戰
2021年可能會是一個歷史性拐點。最大的危險是，在美中新冷戰與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雙重衝擊之下，世界主要經濟體日益轉向自保，以加速「去全球化」。當然，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亞洲區域經濟體，要跳脫超越這種薩繆森陷阱，就必須加強自主創新產業，降低對西方技術和資本的依賴，更要全面趕超美國；惟有確實把握自主創新與國際協力合作關係、國內國際2個大循環的關係。
從中美關係看，川普貿易戰迫使各個國家，特別是中國與美國，從國家安全角度去看待市場和供應鏈。其結果是，國家安全與自由貿易就產生了一種正面衝突，倘若這個矛盾不解決，很可能使全球產業供應鏈產生全面性破裂。
在這種基礎態勢之下，台灣未來究竟應該何去何從，是對主政當局乃至整個經濟社會菁英領袖階層莫大「前瞻智慧抉擇」的世紀挑戰。
＊作者為作者為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