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香港民用航空尚未普及，這些香港新界人得花一個月甚至更長時間，搭乘輪船赴英。這些以男性為主的村民抵達英國落戶後，又會協助其他同村兄弟離港赴英。雖然英國在1962年收緊居留權規定，但到了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這些「拓荒者」陸續申請新界的妻子兒女赴英團聚。
就這樣，又一波人出去了。香港啟德國際機場細小但繁忙的航站樓中不時上演半村子人聯群結隊，歡送穿衣隆重的村民踏上移民之旅的場景。
倫敦華埠商會主席鄧柱廷多年前接受BBC中文專訪時說，他在1970年代來到倫敦華埠時，90%商家都跟他一樣來自香港新界。他說：「我們那一代人來英國就是做餐館的最多。」
今天香港粵語中常有「洗大餅」一說，意思便是指移民到外國後到中餐館洗盤碗謀生。
居英連麻坑村村民有不少聚居於曼徹斯特（Manchester）。曼城華人之家資料稱，連麻坑村葉氏為當地最常見之華人姓氏，然後還有來自大埔船灣11村的彭氏和李氏。該會創辦人黃葉莉薇（Jenny Wong）也是連麻坑村人。專門研究新界邊境歷史的獨立學者阮志在2012年出版的《從沙頭角連麻坑村說起》一書中指出，曼城城南墓園裏能找到幾位已故村民的墳墓，碑文上以中文寫上籍貫為「香港新界連麻坑村」，或按照英國租借新界前寫法「中國寶安縣連麻坑村」。
阮志引述黃葉莉薇指出了另一個讓新界人離港赴英的理由：港英政府銳意發展新界，導致農地減少——1959年，第一個新市鎮在新界西南荃灣區建立，沙田、屯門、大埔、上水等則在1970年代相繼建立，不少原居民的田地在這過程中遭到徵收和拆遷。
一些新界居民也在這段時間移民到荷蘭、愛爾蘭共和國等其他歐洲國家。2020年當選愛爾蘭都柏林市長的朱頌霏（Hazel Chu），其父親就是沙頭角雞谷樹下村村民。
新界居民移民海外對香港人口結構的影響可以說相對有限。據香港政府統計處公開提供之人口淨遷移數據（入境與出境人口之差），1961至1980年間，除了1961年出現淨移出2.45萬人，1966年淨移出1.86萬人外，大多數時間都錄得遠高於此的淨移入數字，最高峰於1979年有19.79萬人淨移入香港。
但是對於這些原居民村而言，影響可以是毀滅性的。前英屬香港新界政務署署長許舒博士（Dr James Hayes）在《新界百年史》中提到西貢企嶺下老圍村與新圍村的例子，他在1990年到訪時只剩四戶人（以一家四口推算即約16人），村代表（村長）說許多人都移民到英國了，要是全都回來過春節，就會有14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