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時期是伊朗文化向遠東傳播的高峰期。東抵揚州、洪都（也就是南昌）一線，都是伊朗文化傳播的前線。南朝的首都建康所在地，就等於變成了伊朗文化和東南亞文化的最前線。這時，只有佛教才能夠發揮溝通2線的作用，溝通吳頭楚尾、長江上下游、伊朗文化和東南亞文化這兩種因素。
梁武帝捨身同泰寺，反映了江南王氣300年（也就是江東拜占庭政權）的政治基礎—由洛陽東遷的這批豪門在吳越水土不服，殖民300年以後實力已經基本衰竭。梁武帝作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儘管他是失敗者，但是他的失敗像朱立倫在台灣的失敗一樣，主要不是因為他個人的弱點，而是他所依託的那個政治集團已經氣息奄奄了。
朱立倫和洪秀柱生活的那個時代已經不是蔣介石和蔣經國生活的時代。以台北為中心、以國民黨那200萬移民和難民為主的統治集團，已經在過去的30年之內幾乎完全消磨殆盡了。南朝宋齊梁3朝所依靠的3個不同的難民集團，在梁武帝的統治時期也已經基本消磨殆盡。
在3個吳越—山的吳越、海的吳越和郡縣制吳越當中，朝廷能夠控制的當然只有郡縣制那個地區。在郡縣制地區，它也需要和吳姓的豪族分天下，而它所依靠的僑姓豪族像蔣介石帶到台灣的那批人一樣，是死一批少一批的。像諸葛武侯在巴蜀所說的那樣，四方精銳是先帝轉戰東亞各地時好不容易集結起來的，並非巴蜀本地所產。他沒有說的當然是，這批人和巴蜀本地的豪族（像譙周那些人）是存在著深刻矛盾的。
他出於統戰需要，當然需要在全國人民和外國的面前，特別是在他北伐的主要對象面前，表現出蜀國全國上下是團結一致的，隨時準備反攻洛陽。實際上這2個集團存在著深刻矛盾，而他自己所依靠的荊襄集團、同時還糾合了劉備本人所帶來的徐州集團和其他集團的那一批難民， 他們在巴蜀本土集團的面前能夠團結起來的唯一基礎就是，他們都是外來人，很容易被吞沒。他們依靠著掌握了政權上層的優勢，盡可能地多安插自己人。但是他們的人不可避免地像是移植的植物、裝在花盆裡面的植物一樣，一代比一代少，一代比一代失去生命力。長此以往的話，早晚會被在地人吞沒。
南朝能夠維持3朝，主要就是因為難民集團不斷地有新血輸入。劉宋依靠的是所謂的「京口酒可飲，兵可用」 ，依靠的是從徐州南下的人。京口號稱南徐州，這個名詞就是因為它集中了大量的徐州難民，徐州渡江南下的難民大量集結在京口。這個集團建立了北府兵，是劉宋劉裕集團的基礎。而蕭齊集團依靠的就是，北魏鮮卑政權破薛安都和沈文秀 諸將、取淮西所帶來的那批新的淮西難民。這批人變成了蕭道成政權的基礎，在京口集團已經被吳越土著人同化和吸收得差不多、失去其原有的戰鬥力和團結性的基礎上維繫了建康政權。而蕭衍的政權則是來自於秦雍流民，也就是關隴一帶的流民。他們南下，集結在襄樊一帶。因此，梁武帝蕭衍就說，「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 。「商」就是殷商的意思。他把他推翻東昏侯蕭寶卷政權的行為美化成武王伐紂的行為，所以也就把建康的南京城說成是「商郊」（朝歌）了。「樊」，樊城。「鄧」，鄧州，在新野附近。他的集團是秦雍流民政權。南朝的3朝就是3代流民的政權。
那麼吳越土著呢，像周處在孫吳滅亡以後在洛陽始終受到中國人的排擠，最後被派到秦涼前線，死得不明不白。儘管他是一員勇將，但是也攔不住朝廷故意把他置於必死之地。所以，「西風起」、「蓴菜湯美」這樣的說辭是吳中士大夫不願意和中國朝廷合作的一個藉口。他們心裡清楚，如果到中國去做官的話，做的官再大，要麼就是花瓶統戰，要麼就是像周處這樣，人家會陷害你，沒意思，我還不如回家去當土豪算了。王導率領東遷的士族，處理起來特別困難的就是這批土豪。然而，無論他怎樣統戰，怎樣避免和吳越本地土豪的利益相衝突，吳越本地土豪還是看他不順眼。像周家（這個周家就是和除3害的周處同一個的周家）在後來王敦之亂的時候就故意打開建康城的城門，放叛軍進城，使得東晉君臣不得不狼狽逃難。土著是始終在這裡的，就像陳水扁和柯文哲的祖先，日本人在的時候，他們在那裡；國民黨來的時候把他們壓到了下層，但他們仍然在那裡。上層雖然占據了舞台的核心地位，但他們只有花而沒有根，注定是要不斷衰微的。
＊作者劉仲敬為旅居美國的自由作家，在大眾史學及網路場域擁有巨大影響力，其學說被支持者稱為「阿姨學」。本文選自作者新著《逆轉的東亞史（1）：非中國視角的東南（吳越與江淮篇）》（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