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越在秦漢帝國時期就是這樣3分的。當然，每一次天下大亂，例如建武年間，光武帝劉秀打天下的時候，山越又像是在秦二世和項羽的時代一樣從容不迫地下山來搶劫了。然後漢光武平定了局勢以後，原來郡縣吳越、山越和東海外越3分天下的局勢又恢復了， 直到東漢帝國的統治再度陷入崩潰。在東漢時期，秦和西漢所留下來的那套吏治國家的機器漸漸衰退。秦漢帝國，也就是秦始皇刻石立碑所主張的那種由吏治國家強勢管治的小家庭，漸漸地被西漢末年開始興起、到東漢中葉成為主流的儒學大家族所取代，這些大家族開始取代郡縣的權力。
在吳越，這就意味著原先一些中國化的山越酋長可以憑這個機會混進體制的中下層。例如後來在《三國志》中記載的隨春這些人，官可以做到偏將軍這一級。像發動叛亂、自稱越王的許昭這些人，他們在叛亂之前的稱呼是許生 。「生」這個稱呼是什麼呢？就是說他們是儒家學者，不是儒家學者不會被稱為「生」的。他們顯然已經學了一些儒家的學問，在朝廷的體制內部已經可以擔任中下級官員，所以才可以變成「許生」。但他們的出身顯然是吳越人，所以帝國一亂，他們就自稱越王，而且他們還自稱「陽明皇帝」 ， 「陽明」在當時是一個道家的詞，所以他們顯然像同時代的笮融和之後的孫恩一樣是有宗教背景的。而利用宗教背景來動員海上走私集團和土著民眾來反對官府所支持的儒家文化，正是東漢末年三國時期的特徵。
東漢末年三國時期的道教，甚至是六朝早期的道教，反賊性質和海盜性質是極其濃厚的，在朝廷看來與萬惡的黃巾賊沒有什麼不同。這背後隱藏的就是，與印度—馬來海岸有深刻貿易關係和文化關係的海越，利用印度—馬來輸入的新宗教作為自己的意識形態武器和組織武器，並與忠於帝國的儒家士大夫鬥爭。這場鬥爭既有軍事的方面，也有文化的方面。這場鬥爭的結果是建立了孫氏家族的吳國政權。這個政權是吳越土豪和山越酋長的聯合政權。吳國的軍人有一半以上是山越人，像偏將軍隨春以下的這批人，基本上都像是孟獲和龍雲一樣，是取了漢名的吳越酋長。他們被招安的經歷都寫在《三國志》的《吳書》 裡面。這樣一個儒化的吳越土豪和越化的、甚至有道教和佛教性質的山越酋長的聯合政權，構成了孫氏家族的基礎。
他們在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非常鮮明的吳越愛國主義觀念。例如，孫策在臨死時對張昭和孫權他們下遺囑：「中國方亂，我們以吳越之眾抗拒中國是有把握的，以後你們不要背棄這條路線。」 在這個遺囑當中，他明確地將吳越和中國對立起來。中國的當權者是袁紹還是曹操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國和吳越是對立關係。後來曹公南下，赤壁之戰即將發生，周瑜又對孫權說：「曹操率領的中國人（請注意，他用的就是「中國人」這個詞，不是翻譯，而是原文）只有15、6萬，我們用吳越本地的兵，5萬人就足以打敗15、6萬中國人了，我們對吳越本地士兵是有信心的。」
黃蓋要詐降曹公，算計一下曹公，他在寫給曹公的信中（這封信也在《江表傳》中留了下來）直截了當地說，我們吳國君臣的政策是「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眾」。可見，吳國的基本盤是六郡人士和山越酋長。這2者在吳國體制之內的地位就像是諾曼王朝統治下的諾曼貴族和撒克遜土著一樣，兩者構成了英格蘭王國的基石。2者透過英法百年戰爭，使得英格蘭王室和撒克遜土豪的聯盟形成了一個不同於法蘭西王國、更不同於歐洲大陸的英格蘭民族意識。孫吳統治時期，吳越人強烈的吳越和中國對立的意識， 以及曹公統一中原以後曹魏帝國以中國自稱、把對方稱之為蠻夷或者江表，形成了中國和吳越的二元對立。
這是吳越和諸夏其他各邦明顯不同的一點：它的本土愛國主義意識是成長得特別早的，而且早在中古時期就已經形成了有效的政權架構和政權機器。這和僅僅依靠文化愛國主義或者說只依靠一些山地部落酋長支持的樸素愛國主義是有很大不同的。他們的愛國主義在意識形態建構和政治建構方面都是遙遙領先於其他諸夏各邦的。他們的勢力僅次於中國主義的勢力，形成了歷史上長期存在的中國帝國主義和吳越愛國主義之間的對立。這個對立，在中古時代就足以演化成為江東拜占庭主義和吳越愛國主義之間的對立。
＊作者劉仲敬為旅居美國的自由作家，在大眾史學及網路場域擁有巨大影響力，其學說被支持者稱為「阿姨學」。本文選自作者新著《逆轉的東亞史（1）：非中國視角的東南（吳越與江淮篇）》（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