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蔡政府對「十九大」的判斷？
北戴河會議結束後，中共「十九大」（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即將在本月18日粉墨登場，廣受各方揣測的高層權力變動和人事布局也終將撥雲見日，將結果正式昭告天下，結束這段時間以來紛擾的外界種種傳言和內部派系鬥爭。許多觀察者便認為，中共在「十九大」之後，由於國內政治情勢底定，因此在國際應對策略上會有別於這「十九大」之前，需要應付國內政治需求，而有所變化。
而從國內的角度來看，如果抱持上述觀點，便可能會認為，中共在此之前對台的強硬政策，係出自於國內政治需求。具體來說，就是將習與中共高層對台的鷹派言論和行為，例如「地動山搖」、限縮陸客，視為是習為與中共其他派系進行權力鬥爭、競逐「十九大」的人事布局，而迎合國內民族主義的言論和行為，並非是習真正的對台策略和態度。
此種論據的基礎，就來自於習對台政策，因2014至2016國民黨選舉大敗和太陽花—「天然獨」的現象，而在中共內部受到批評，被認為對台表現過於軟弱。所以說，為避免在對台政策上落人口實，影響其在「十九大」的權力布局，因此習必須違心地對台採取強硬態度，直至「十九大」後，待習一統江山，毋須顧慮黨內派系鬥爭時，自然會放緩其對台政策。
上述的論述，雖然看似合理，不過事實上，由於此套論述的理論基礎皆建立在習近平一人之上，所以一旦習近平的對台傾向不如預期，則此套論述就將通盤作廢，因此這在推斷上自然有過分理想主義之嫌，僅能作為一種解釋源。
然而有意思的是，蔡英文和賴清德似乎雙雙傾意於此種論述，並且似乎有所預謀地在本月針對中共「十九大」和兩岸關係發表公開看法。而作為憲法上兩岸關係執掌者的蔡英文總統，就率先在本月1日接受中央社專訪時表示，希望在中共「十九大」後，雙方能夠再思考，如何讓兩岸架構走向新模式，讓兩岸關係更活絡一點；同時蔡也強調，在重大議題上，雖然中共覺得我方沒有達到他們的目標，但我方已經盡了最大的善意；她（蔡）的政府會繼續依據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來處理兩岸事務，立場不變。
新晉閣揆賴清德則是在蔡表述後兩天，在立法院質詢時談到，我們應對「十九大」後的中國領導人或中國抱持期待，蔡總統的善意說、承諾不變，行政院也會秉持這樣的原則推動，希望中國會有善意回應；賴同時表示，蔡總統在就職演說就釋放出許多善意，可惜中國沒有用同樣的善意來對待台灣，蔡總統再次用高度對北京提出期待，希望有好的結果。
歸納蔡與賴的言論，就可以明確理解，民進黨政府目前在兩岸關係上就是以時間來換取空間，期望中共在「十九大」結束後，能採取與之前不同的政策，並且同時暗示，由於民進黨政府在此之前已經釋出許多善意和讓步，已經退無可退，因此在「十九大」之後，該釋出善意，有所讓步的就是中共，明確畫出了蔡政府的兩岸政策底線。
直白來說，蔡政府這番話就是在說：「我們在十九大之前就已經對你們釋出最大善意，你們因為十九大不能對我們釋出善意，這沒有關係，我們可以等到十九大結束，再一起找新的互動模式；但由於我們之前就已經釋出最大善意了，所以這個新模式，我們也不會再釋出更多善意，而必須換你們釋出善意，做出讓步。」
總地來說，蔡政府將未來兩岸關係的轉機，全部賭在了習近平身上，認為習會在「十九大」後，主動打破蔡上台以來的兩岸僵局，釋出善意。然而事情真會如此順利？習真如民進黨所預測般，是對台鴿派？還是民進黨又將重蹈長期以來對陸政策的幼稚病？兩岸關係的穩定因素又是什麼？本文以下便將逐一探討。
二、「十九大」的結果會如同蔡政府預期嗎？
作為決定中共高層權力變動、人事布局的「十九大」，其影響自然深遠，無論是對中共本身、國際關係，或是兩岸關係都是如此。而從蔡英文和賴清德近日的公開言論也可以發現，民進黨政府事實上是預判習近平將在「十九大」大獲全勝，集大權於一身。
結合近年中共情勢，五大軍區改革、省委書記更替、非習派系的大官落馬，可以看出習近平無論是在軍權、地方和中央上皆取得節節勝利，完全不同於胡錦濤的弱勢領導，被外界評估為是毛澤東以後中共權力最大的領導人。此外，習近平更成為毛鄧江之後的第四位核心領導人－「習核心」，其理論體系亦被預期會入黨章成為「習思想」。要知道在此之前，僅有毛澤東的理論能在中共黨章成為「思想」，鄧小平僅為「理論」，而更別提江、胡的「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
可見習確實在派系鬥爭上取得完全的勝利。從此來看，蔡政府對於「十九大」的判斷在方向上大抵正確。
三、為什麼蔡政府會判定習近平是對台鴿派？
必須指出，認為習是對台鴿派的看法，確實有據，在學界中亦有不少觀察者持類似看法。有論者通常會提到習在過去擔任過福建省委書記，在福建工作十七年，嫻熟與台商互動，甚至能聽懂基礎的閩南話，因此即便不是親台，也是中共高層中真正的知台派。
此外，有論者也會提到，在去年蔡英文勝選後的一個月，中共外交部長王毅罕見地發表「憲法說」，表示希望台灣新的執政者會以自己的方式，表明願意繼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願意接受他們自己憲法所規定的大陸台灣同屬一中。雖然事後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表示不要錯誤解讀王毅的說法，不過對於在外交、兩岸事務處理一向嚴謹的中共來說，更像是精心安排的「錯誤」。因為中共外交部長並不負責對台事務，所以由外交部長的層級來向外界透露訊息，另一方面再由負責對台事務的國台辦滅火，偽裝成失言，不僅可以對國內交代，亦能提升相關言談的可信度，避免層級過低而受到被告知者的忽視或猜疑。
而即使是專職對台事務的張志軍，本身也在去年10月在黨刊中表示「我們了解到台灣同胞對參與國際活動問題的想法與感受，只要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兩岸雙方可以通過務實協商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台灣無論哪個黨派、團體，無論其過去主張過什麼，只要做到這一點（承認九二共識），我們都願意同其交往……大陸對九二共識的堅持既是原則也是善意」，被外界視為對台釋出善意。更甚者，當時還傳出消息張志軍有表態說，只要蔡英文願意依據中華民國憲法，說出兩岸同屬中華民國，大陸方面就找不到公開反對的理由，意味小英交出勉強及格的答卷。
這也就是說，不僅習本人的背景身分有利於兩岸互動，其外交、兩岸官員亦曾表達出鴿派立場。因此雖然自蔡英文勝選以後，兩岸關係低盪，中共時有恫嚇言論，不過外界許多觀察家，甚至是民進黨政府，都仍將此歸因於習在「十九大」前，為集權的手段，並非其真正立場，仍對「十九大」後的習近平有所期待。
四、習近平集權的結果會如同蔡政府預期嗎？
對政治領導人來說，集權就意味著限制變少，而就兩岸關係來看，習近平集權就表示著習在兩岸政策上有更大的彈性和自主性，較無須受到國內情勢影響。筆者雖然同意蔡政府對於「十九大」終局結果的判斷——習近平在派系鬥爭中大獲全勝，將集大權一身；以及蔡政府對習近平的判斷——習並非對台鷹派。不過筆者並不完全認同蔡政府對於「十九大」之後的期待——習集權將使兩岸融冰的看法。
雖然可以預期，在習的第二任期，由於大權在握，過去在第一任能影響兩岸關係的鷹派，其影響力將大幅下降，所以若習並非對台鷹派，那在習第二任期中，則較不會出現如第一任內的鷹派態度和行為。然而，在中共決策的影響因素中，除了領導人，即習近平的個人因素外，亦必須要從國內和國際層面來考量。
首先在國內層面，與過去江澤民時代對台的文攻武嚇，係由政府一手主導不同，在習的第一任內，大陸民間對台灣的友好度大幅下降，不僅不滿國台辦對台的軟弱政策，將其稱為「跪台辦」，甚至更吹起一陣武統台灣的聲浪。有論者或許會認為中共係威權政體，可以不顧民情，不過與此種論點大相逕庭的是，中共在維繫政權的層面上，事實上是相當重視民情所向，這也是為何中共至今政權仍相當穩固的其中一個原因。所以說，習第一任內對台強硬的政策和行為，事實上是有其民意基礎，而跟江時代不同。
其次在國際層面，雖然習時代經濟成長趨緩，不過相對於美日台來說，仍是相當領先，也就是說，國力差距逐漸減少和擴大，因此使得中共在國際層面上有更大的自主性和彈性。從這個觀點來看，就是說中共更有本錢在對台政策上採取強硬策略，此也與江、胡時代也本質上的不同。
另一方面，即使習近平對台採取鴿派政策，然而由於前述民情限制和國力增長的關係，其讓步空間也會相對有限。也就是說，當大陸民間反對讓利，以及中共國力增長的情況下，取第一任恫嚇言論而代之的，更可能是局部讓利、經濟讓利，而並非是在原則、政治上進行讓步。
總地來說，雖然「十九大」後，由於權力集中，因此使得習近平確實在兩岸政策上具有較高的自主性。然而由於前述的國內和國際因素限制，這使得習近平並不一定採取對台鴿派的政策。因為自主性高，同時也意味著，習近平可以在鴿派與鷹派政策間遊走，以取得最佳的成果。此外，對岸出現一個集權、在政策上不受限制的強勢領導人，事實上也是相當危險的，因為一旦強勢領導人發現鴿派政策成效不佳，轉換至鷹派政策，由於其貫徹能力，其危險性亦會高於弱勢領導人時期的鷹派政策。所以說，我方政府並不能對此過於樂觀、掉以輕心。
五、兩岸關係的穩定因素
近年來，即使是不太關心政治的人，應該也能感受到兩岸關係相較於過去的不穩定性，這就不禁讓人要問起，影響兩岸關係穩不穩定的因素到底是什麼？要回答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方面來思考，即國內因素和國際因素。
首先，從國內層面來看，雖然國民黨的兩岸政策在過去幾年內被大肆批評，但撇除掉意識形態的價值取捨問題，即使是民進黨支持者，都必須承認國民黨確實在國內扮演兩岸關係穩定者的角色，雖然他們可能會認為付出代價過大，而不應採取這樣的路線；而若將國民黨定位成兩岸關係在國內層次上的穩定因素，那至今仍保有台獨黨綱，抹不去「一邊一國」色彩的民進黨就會是兩岸關係的國內不穩定因素。
其次，從國際層面來看，過去扮演兩岸關係穩定的基石，就非美國莫屬。這即由於，兩岸關係，或是說西太平洋的穩定，符合美國自身的國家利益，因此當兩岸關係出現不穩定情勢時，無論是在我國內部，還是外部，美國皆會有所干預，致力於維持穩定；相反地，中共即是不穩定因素，雖然其在過去時常是被動式回應。
這邊必須加以說明的是，上述所謂的穩定與不穩定，並非是在指責任一方，而係從既有現狀來加以分析。也就是說，無論是短、中或長期目標，由於民進黨和中共皆有改變當前兩岸現狀的欲圖，因此從既有現狀來看，兩者就是所謂的不穩定因素。
而從這個角度來看，就不難理解為何近年兩岸關係逐漸走向不穩定的發展，因為在國內的穩定因素－國民黨，適逢選舉大敗、政治力量重挫，而在國際的穩定因素－美國，則由於經濟走疲，國力雖仍是世界第一，但亦大不如前；反之，不穩定因素，則由於民進黨一舉掌握行政和立法權，完全執政，以及中共崛起，國力大幅增長， 而愈加成長。所以說，在穩定與不穩定因素此消彼漲的情況下，兩岸關係自然朝往不穩定的方向發展。
六、結論
民進黨自陳水扁政府以降，在判斷兩岸關係上一直存有過於樂觀的問題。以陳水扁來說，當初最主要的外交錯誤就是自以為能複製李登輝當年康乃爾和飛彈危機的成功，拉美方下水，迫使美方在兩岸衝突時站在我國。殊不知，美方當年雖然落入李登輝的盤算，因應中方武嚇而出動第七艦隊，不過李同時也揮霍掉美方的信任，使得之後美方對我國領導人皆有防範之心，竭力避免因我方領導人的政治盤算而與中方衝突。所以待陳水扁之時，自然無法再以同樣伎倆誘使美中關係破損。因為事實上，就如同前述，美國係兩岸關係現狀的穩定因素，因其之利益在於兩岸關係之穩定，而非協助我國對抗中共。也就是說，美方對於兩岸關係的不穩定因素－中共和民進黨，在某種程度上都會一視同仁。即是說，若任一方有危脅兩岸關係穩定之行為，美方都會採取因應制止方式。因此我們在事後也可以知道，陳水扁當年藉故挑釁中共、拉美方下水，試圖改變兩岸關係現狀的行為，最終不僅沒有成功，甚至引來美國高度不滿，讓美方反而跟中方聯手合作，可以說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因此擔任過陸委會主委，被民進黨譽為熟悉兩岸關係的蔡英文，在上任後，為避免犯下與陳水扁同樣的錯誤，在兩岸政策上反而暫時靠向馬前總統的政策，極力避免得罪美方。不過另一方面，蔡英文對於兩岸關係的判斷卻仍有民進黨傳統上過於樂觀的幼稚病。舉例來說，蔡在2014年接受天下雜誌專訪時就提到，只要民進黨打好選戰，連中國都會朝著民進黨方向來調整，兩岸關係不會因政黨輪替而受影響。白話來說，就是認為民進黨選贏，中共就不得不配合民進黨做政策調整。從蔡執政一年多以來的兩岸關係來看，蔡的這種思維可以說是錯的非常徹底。
然而即使當事實呈現在眼前，即中共沒有因為民進黨執政而配合民進黨，反而展現更加不友好的態度，蔡英文卻並未改變她的這種思維，甚至還進一步認為，民進黨執政之後，中共沒有配合民進黨調整的原因在於習近平在「十九大」之前為了派系鬥爭，必須對台展現強硬。
然而如同筆者在前述所論證，即使習近平並非對台鷹派，但由於中共內部的民情，以及其國力不斷的增長，蔡英文上述的這種樂觀期望，就相當可能將我國帶往相當危險的處境。要知道，在1992年我國發展欣欣向榮時，兩岸經濟實力對比約為1：3，然而25年過去，如今差距已拉大7倍，來到1：21之譜，美中之間的差距亦縮減到3：5的差距。更令人憂心的是，雖然中共近年經濟成長放緩，不過按照目前估計，10年後中共的GDP總量又將翻倍。因此在中共國力不斷成長的大局勢下，再將維繫兩岸關係的穩定冀望於對岸領導人的善意，事實上就是將我國推往溫水煮青蛙的危境之中。
如果僅是經濟上差距的擴大，或許還不足以令某些人憂心，但如果從政治面上來看，也就是所謂的「統一時程表」，相信就能突顯出目前時間優勢並不在我方身上。針對「統一時程表」，雖然沒有具體規範，不過許多學者都認為，中共所謂的「雙百方針」，也就是在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2049年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後者即包含兩岸統一。
也就是說，當兩岸穩定危機四伏時，蔡政府卻仍對兩岸關係持有不切實際的同溫層想法，甚至在國慶演說上再次重申，善意不變、承諾不變、不走回對抗老路，不會在壓力下屈服的論述，清楚地告訴中共，兩岸新模式就是你在「十九大」以後你要讓步。也就是說，蔡政府目前對兩岸關係的對策，就是期待中共讓步，除此之外，沒有任何作為。一旦在「十九大」後，期望落空，屆時蔡自然可以再依循這種思維，尋找一個新的解釋來自圓其說，把責任怪罪於所紮出的稻草人身上，例如指責國民黨、中共，而繼續活在虛假的幼稚樂觀之中，忽視兩岸民間關係持續惡化，以及國力傾斜的結構問題，繳出一份完全零分的新答卷。
＊作者為台大政研所碩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