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惋惜、沉痛、傷感及巨大憂慮，可說溢於言表。這不只是對大時代，尤其是對於陳獨秀這班老朋友。他們不僅並肩戰鬥過，而且他們本來有共識的，最大共識即是胡適信中提到的1920年8月他們共同署名的《爭自由的宣言》。1920年8月，正是五四狂飆猶在繞梁的時刻，陳獨秀轉向所謂馬克思主義的前夜，那時他多少還屬於原來那個陳獨秀，多少還有一點對自由的忠誠。但僅僅一個月之後，他終於抵擋不住蘇俄代表的遊說以及大時代的誘惑，急劇轉向。
陳獨秀的這一轉向，歸根結底，是從英美版的「自由」轉到法俄版的「自由」即「階級專政」，即胡適所說的「階級專制」，即只允許擁護我的自由，不允許一切反對的自由，乃至一切不同顏色的自由。這當然是以自由之名，走到了自由的反面，跟胡適堅守的自由，水火不容。這才是最大的墮落。更不幸的是，這墮落已然成為時尚，成為時代的主流，尤其成了知識階級的主流。這時代的主流或者說知識階級的主流，實際上，從所謂五四運動，已然發端。其後的首都革命，不過發揚光大而已。這其間的悲劇之一，則是知識階級的墮落。「五四」開始，學生即有「丘九」之謂，而到所謂「首都革命」，「丘九」之風愈演愈烈。應該說，恰恰是知識階級，成了百年來打砸搶的先鋒，成了百年來砸爛一切打倒一切的先鋒。一言以蔽之，最應該謙卑和克制、最應該審慎和律己的知識階級，自己先成了暴民。到了這個時代，的確如胡適所預言的，一切愛自由爭自由的人，都再沒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不妨回頭重溫胡適致陳獨秀的那封信，尤其是重溫暴民時代來臨前夜即民八年的那個溫情脈脈的感人場景——
我記得民國八年你被拘在員警廳的時候，署名營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馬通伯與姚叔節。我記得那晚在桃李園請客的時候，我心中感覺一種高興，我覺得在這個黑暗社會裡還有一線光明：在那個反對白話文學最激烈的空氣裡，居然有幾個古文老輩肯出名保你，這個社會還勉強夠得上一個「人的社會」，還有一點人味兒。
寫到這裡，我不知道當時胡適是否沉痛和傷感到落淚，反正我寫到這裡時，真的有點情不自禁，兩眼潸然。今天回頭看，這場景該是何等美好，有著這美好場景的時代，無論有著怎樣的問題，跟後來的時代比，顯然都是天堂，而且很可能是不可複得的天堂。胡適們沒能擋得住這天堂的失去，那是屬於早年陳獨秀們的時代，人心開始淪陷的時代。沒有底線，只有不斷探底；沒有最壞，只有更壞。不屈從于時代的胡適們，空餘一腔憂思，什麼都擋不住，什麼也改變不了。於是，1925年「首都革命」之後，很快有了又一次街頭革命即所謂「三一八慘案」，有了劉和珍等學子的喋血。
接下來是所謂海陸豐農民運動，是所謂湖南農民運動，是武漢時期所謂工人運動，暴民時代這潘朵拉盒子一經知識階級親手打開，就不可能再關得上。底層為主力的痞子運動的登場，也就不可逆轉。胡適所最擔憂的「更殘忍更殘酷的社會」，很快成了現實。最終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底層暴力最終勝出，並在砸爛一切打倒一切之後，把最後的鋒芒指向了自己從前的導師或者說盟友知識階級本身。一定程度講，這難道不是報應麼？不值得百年之後的我們深長思之麼？
但是坦白地說，我並沒有見到多少這類深長思之。歷史的慣性可能依然強大。在這個據說歷史最悠久的國度，最缺乏的恰恰是歷史感。這可能是此國所有悲劇中，最大的悲劇，最讓人無話可說的悲劇。
＊作者為獨立學者，前《南方周末》評論員。本文原刊FT中文網。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