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專欄:公民的政治,還是暴民的政治?

2017-10-15 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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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的惋惜、沉痛、傷感及巨大憂慮,可說溢於言表。這不只是對大時代,尤其是對於陳獨秀這班老朋友。他們不僅並肩戰鬥過,而且他們本來有共識的,最大共識即是胡適信中提到的1920年8月他們共同署名的《爭自由的宣言》。1920年8月,正是五四狂飆猶在繞梁的時刻,陳獨秀轉向所謂馬克思主義的前夜,那時他多少還屬於原來那個陳獨秀,多少還有一點對自由的忠誠。但僅僅一個月之後,他終於抵擋不住蘇俄代表的遊說以及大時代的誘惑,急劇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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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的這一轉向,歸根結底,是從英美版的「自由」轉到法俄版的「自由」即「階級專政」,即胡適所說的「階級專制」,即只允許擁護我的自由,不允許一切反對的自由,乃至一切不同顏色的自由。這當然是以自由之名,走到了自由的反面,跟胡適堅守的自由,水火不容。這才是最大的墮落。更不幸的是,這墮落已然成為時尚,成為時代的主流,尤其成了知識階級的主流。這時代的主流或者說知識階級的主流,實際上,從所謂五四運動,已然發端。其後的首都革命,不過發揚光大而已。這其間的悲劇之一,則是知識階級的墮落。「五四」開始,學生即有「丘九」之謂,而到所謂「首都革命」,「丘九」之風愈演愈烈。應該說,恰恰是知識階級,成了百年來打砸搶的先鋒,成了百年來砸爛一切打倒一切的先鋒。一言以蔽之,最應該謙卑和克制、最應該審慎和律己的知識階級,自己先成了暴民。到了這個時代,的確如胡適所預言的,一切愛自由爭自由的人,都再沒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不妨回頭重溫胡適致陳獨秀的那封信,尤其是重溫暴民時代來臨前夜即民八年的那個溫情脈脈的感人場景——

我記得民國八年你被拘在員警廳的時候,署名營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馬通伯與姚叔節。我記得那晚在桃李園請客的時候,我心中感覺一種高興,我覺得在這個黑暗社會裡還有一線光明:在那個反對白話文學最激烈的空氣裡,居然有幾個古文老輩肯出名保你,這個社會還勉強夠得上一個「人的社會」,還有一點人味兒。

「三一八慘案」是一場發生於1926年北京的學生運動。示威群眾在段祺瑞執政府門前廣場與軍隊對峙(左上),車警毆打學生(左下),天安門前舉行反對八國的國民大會(右)。(維基百科)
「三一八慘案」是一場發生於1926年北京的學生運動。示威群眾在段祺瑞執政府門前廣場與軍隊對峙(左上),車警毆打學生(左下),天安門前舉行反對八國的國民大會(右)。(維基百科)

寫到這裡,我不知道當時胡適是否沉痛和傷感到落淚,反正我寫到這裡時,真的有點情不自禁,兩眼潸然。今天回頭看,這場景該是何等美好,有著這美好場景的時代,無論有著怎樣的問題,跟後來的時代比,顯然都是天堂,而且很可能是不可複得的天堂。胡適們沒能擋得住這天堂的失去,那是屬於早年陳獨秀們的時代,人心開始淪陷的時代。沒有底線,只有不斷探底;沒有最壞,只有更壞。不屈從于時代的胡適們,空餘一腔憂思,什麼都擋不住,什麼也改變不了。於是,1925年「首都革命」之後,很快有了又一次街頭革命即所謂「三一八慘案」,有了劉和珍等學子的喋血。

接下來是所謂海陸豐農民運動,是所謂湖南農民運動,是武漢時期所謂工人運動,暴民時代這潘朵拉盒子一經知識階級親手打開,就不可能再關得上。底層為主力的痞子運動的登場,也就不可逆轉。胡適所最擔憂的「更殘忍更殘酷的社會」,很快成了現實。最終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底層暴力最終勝出,並在砸爛一切打倒一切之後,把最後的鋒芒指向了自己從前的導師或者說盟友知識階級本身。一定程度講,這難道不是報應麼?不值得百年之後的我們深長思之麼?

但是坦白地說,我並沒有見到多少這類深長思之。歷史的慣性可能依然強大。在這個據說歷史最悠久的國度,最缺乏的恰恰是歷史感。這可能是此國所有悲劇中,最大的悲劇,最讓人無話可說的悲劇。

*作者為獨立學者,前《南方周末》評論員。本文原刊FT中文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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