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樂偉分析，《我》片除了劇本本身感人之外，社會氛圍也是吸引觀眾進入戲院的一大因素。
電影中，單親爸爸金四福為了女兒不惜冒險的形象感動許多觀眾。
鐘樂偉進一步說，韓國是個「泛政治化」的社會，韓國民眾不會抗拒以歷史、社會事件為題材的電影，一些社會案件──例如光州聽障學校學生集體被性侵案拍成《熔爐》、華城連環殺人事件拍成《殺人回憶》──因拍成電影而廣為人知，甚至促成案件的重審、修法。
人權律師出身的現任總統文在寅也出席《我》片放映。鐘樂偉認為，如果《我》片在朴槿惠在任時上映，「也許會遇到一些麻煩」。
韓國民眾在2016年11月連續幾周舉行大型示威，要求總統朴槿惠下台。
韓國民眾自2016年年底，連續幾周舉行集會，要求朴槿惠下台，集會人數最高達到170萬人，是1980年代韓國爭取民主化運動以來最大規模政治集會。
在台灣政治大學韓國語文學系開設「韓國轉型正義電影評析」的兼任講師朱立熙對BBC中文說，正是這股民氣，造就了《我》片的超高票房。
「民主化造就韓流」
韓國前總統金大中任內取消電影審查制度。
「要是沒有民主化就沒有韓流，」同時也是高雄市人權委員會委員的朱立熙對BBC中文說。
1997年，出身反對黨，在專制時代是政治犯的金大中，經由民主投票成為韓國總統，韓國第一次政黨輪替，被視為「真正落實民主化」。
1998年，金大中廢除電影審查制度，並希望藉由文化來改變韓國的國際形像，因此孕育了「韓流」。
2016年韓片《屍速列車》（香港譯《屍殺列車》，中國譯《釜山行》）韓國破千萬觀影人次，海外也熱賣。
韓國電影界從專制時代有一幫「敢言」人士打破禁忌發聲，到民主化之後，電影界體認到創作自由讓韓國電影享有國際能見度，因此儘管政府間接打壓，韓國電影業依然蓬勃發展。
「朴槿惠時代對電影圈的控制很大，他們就更去拍，用電影去控訴。所以過去九年，政治電影更蓬勃。」鐘樂偉說。
自由派政府金大中、盧武鉉主政期間，政府對電影的限制較少。
保守派總統李明博、朴槿惠在任期間，雖然不能直接審查電影內容，但政府會從資金上施壓。韓國戲院多由大財團掌控，親政府的財團也會限制敏感電影的上映場次。
圖為2014年世越號船難搜救照片。2015年政府對播放世越號紀錄片的釜山電影節施壓，雖然最後紀錄片放映，但隔年電影節預算被大幅刪減，電影界於是抵制2016年釜山電影節。
世越號船難後，批評政府處理失當的演藝人員，被朴槿惠政府列入「黑名單」，指示政府對於名單上九千多人的拍攝援助和資金申請給予「不利待遇」。
《我》片飾演計程車司機的男主角宋康昊，因批評世越號及過往演出有關盧武鉉的電影而名列黑名單。
司機最後怎麼了？
飾演司機金四福的韓國「國民影帝」宋康昊（圖左），飾演光州學生的柳俊烈（圖中），飾演記者彼得的托馬斯·克萊徹曼（Thomas Kretschmann，圖右）。
欣茨佩特在光州的衣冠冢至今仍有人前來致意。
《我》片德國記者彼得的原型是尤爾根‧辛茲佩特（Jürgen Hinzpeter），他的第一手採訪讓光州事件在西方世界曝光，光州市為他建了紀念碑。他在2016年去世，依照他的遺願，在光州葬有他的衣冠冢。
辛茲佩特在光州事件後一直尋找司機「金四福」，但「金四福」似乎是個假名。辛茲佩特終其一生沒能與他重逢。
由於遍尋不著金四福，《我》片中的金四福的家庭故事是虛構的。《我》片上映後，自稱是金四福兒子的人現身，他拿出父親與欣茨佩特的合影證明身份。
但他說「金四福」已經因為肝癌在1984年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