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普森（Mike Thompson）去年準備去北京，他申請到傅爾布萊特（Fulbright）獎學金，打算對中國政府如何招聘和培訓幹部做一番調查研究。
去年7月，美國宣布暫停所有在中國的傅爾布萊特獎學金計劃，這是美國針對中國打壓香港而採取的系列制裁之一。受此影響，傅爾布萊特計劃為湯普森和其他某些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提供了一種變通方式，允許他們把實地考察工作轉移到台灣進行。於是，湯普森改變了研究領域，將台灣的官僚文化作為新的研究對象。儘管如此，他還是對川普政府的決定感到失望。現年30歲的湯普森是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博士生，他頭一次來中國是在2009年。
「這對我個人來說是一次挫折，對美中關係而言則是重大的退步。」湯普森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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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教育協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去年11月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的美國留學生人數已經比2011-2012年高峰時減少超過1/5。與此同時，台灣的美國留學生數量增長了近55%。
這種轉變發生在中美關係惡化的背景下，而據教育界人士說，早在新冠疫情之前，這種變化就已經存在了。他們指出，美國高校對研究中國問題的興趣已經降溫。
按照教育界的說法，幾十年來的接觸讓許多美國學生融入了中國社會，這是遠隔重洋、紙上談兵式的研究永遠做不到的。
三十年前，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東亞研究學榮譽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與友人共同創辦了普林斯頓暑期北京中文培訓班（普北班），當時他就強調融入中國人當地生活的重要性。按照要求，普北班的學員只能說中文，老師還鼓勵他們在北京的早點攤上買油條。「不是知道幾個中文字就可以了。」林培瑞說，「應該能夠以一種平常又輕鬆的方式與人交流。」
林培瑞談到疫情對普北班項目造成的強烈衝擊，現在每個人都想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林培瑞對中國政府在人權問題上的做法一直持批評態度，從1996年開始，他就被中國政府禁止入境。
莫里森（Amanda Morrison）在父親的鼓勵下從高中就開始學習中文，她的父親曾在中國做生意。大學期間，她兩次去中國，其中一次參加了普北班。2019年念研究生期間，她第三次來到中國，她說，那時候她發現自己會更加小心謹慎，以免冒犯中國同學。
她與中國朋友有過多次坦率的交談，但有一次，當她在課堂討論中提到中國的高科技監控工具時，她說有位中國同學的表情變得相當難看，然後此人就離開教室了。「這樣的情況說明大家變得越來越敏感了，提醒我以後要謹言慎行，」莫里森說。她目前在美國製作一部關於中國女權運動的紀錄片。
2008年中國舉辦北京奧運會的時候，全世界正在金融危機中奮力掙扎，而中國經濟卻經歷了一輪發展熱潮。那正是中國「敞開胸襟」的時候，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中文計劃負責人周明朗說。「近年來，中國對外部世界的態度發生了變化，」他表示。
1972年，時任美國總統理尼克森（Richard Nixon）訪華後，馬里蘭大學主辦了幾場「乒乓外交」比賽。近年來，馬里蘭大學報名學習中文課的人越來越少，周明朗教授說，越來越多的美國學生選擇去台灣學習，在那裡，他們可以自由地使用社交媒體，不像在中國，這些網站是被過濾的。
密西根大學政治學教授高敏（Mary Gallagher）說，她的學生現在普遍把中國看成潛在的敵人，或是美國的競爭對手，而10年到15年前，中國在他們眼中還是一片機遇之地。
現年51歲的加拉格爾在1989年第一次來中國，她說，不管中國是否被看成國家安全威脅，減少雙邊交流都是一個錯誤。「即便從利己的角度來看，我們也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位於華盛頓的中國駐美國大使館表示，他們收到大量來自美國學生的電話和電子郵件，表達了想到中國學習的興趣。
「謊言和敵意已開始在中美兩國人民之間引發誤解與隔閡，同時也對中美關係的正常發展造成了阻礙。」中國駐美國大使館表示，「我們為此深感擔憂。為了掃清阻礙、消除誤解、構建互信，我們需要推動中美之間的民間交流與教育合作，中方也在積極努力，推動這方面取得進步。」
在中國向西方世界開放以前，美國學生大多只能在台灣學習中文。根據國際教育協會的數字，1995至2005年，比起赴美國學習的中國學生，前往中國的美國學生人數仍不算多，但後者在此期間增長了五倍多。
馬瑞欣（Neysun Mahboubi）是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中國法律問題的研究學者，用他的話說，1995年夏天的普北班之行為他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一扇窗戶一下子向我打開，加上中文水準的進步，我親眼見證了一些重大的歷史進程。」馬瑞欣說。他還談到，這段經歷「對之後25年來我的每一個職業選擇都產生了影響。」馬瑞欣說，後來許多同學的工作都和中國密切相關，其中一位同學還參與了上海迪士尼的創立。
普北班其中一位同學博明（Matthew Pottinger）曾是《華爾街日報》記者，後來在川普政府擔任副國家安全顧問，但最近已經辭職。在他任職期間，博明參與制定了川普政府的部分對華政策。去年5月，他參加了維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主辦的一個網路活動，全程用中文針對中美關係發表講話，在中國引發了廣泛關注。
根據美國現代語言協會（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對美國高校的最新調查，美國的外語學習人數呈整體下降趨勢，2016年的外語學習人數較2013年減少9%。其中，中文學生降幅尤為明顯，同期人數減少了13%。
賓州大學中文計劃負責人蔣冕華指出，該校自二戰以來就設有中文計劃，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過後的幾年，賓州大學的中文學生人數超過了1000人，但此後逐漸減少，如今已降至700人上下。
近年來，許多學校紛紛關閉了由中國政府出資成立的孔子學院。當初，為促進中文學習和對中國問題的研究，美國大學總共開設了一百多所孔子學院。後來，孔子學院遭到的批評聲越來越多，被視為中國政府的宣傳工具，2018年，美國國會削減了國防部向參與機構提供的部分經費。
馬里蘭大學的周明朗指出，儘管如此，中國的美國留學生數量仍遠遠超過台灣的美國留學生人數，但從長遠來看，這種轉變可能會帶來深刻的影響。他說，曾在台灣學習的老一輩中國問題學者其實更同情台灣。
過去20年間，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中文計劃主管張寬（Karl Zhang）幾乎每年夏天都會帶學生來北京旅行，但他說，去年他打算把活動改到台灣舉行，只是後來的新冠疫情中斷了這次台灣之行。
他不確定自己是否會鼓勵學生，在不久的將來接受中國政府獎學金來中國學習。「目前來說，我不會那麼積極。」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