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確醫學上的投資如何產生預期的收益？
美國國立癌症研究所（NCI）的前所長哈樂德．瓦爾姆斯博士（Dr.Harold Varmus）也提倡創新思維的重要性，雖然是出自於研究經費預算的原因。最近，瓦爾姆斯在給NCI全體職員的辭呈中引用了原子核物理之父歐尼斯特．盧瑟福（ErnestRutherford）的話：「我們已經快沒錢了，是時候開始重新做些思考了。」這類問題尤其令人困擾的領域是「精準」醫學。歐巴馬的《再投資法案》預算了癌症基因組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思想是，對癌症的分子和基因組特徵進行更細粒度的分析將有助於更有效地預測和控制癌症風險，在更早的階段就可以檢測出癌症，並且花費更少。虛弱，更有針對性的治療。借助更好的技術和更精細的風險信息，醫學實踐已從疾病的診斷（和治療），轉向對疾病風險的持續監視和干預，以及更高的過度診斷和過度治療（針對疾病的診斷和治療）一種可能在病人一生中從未發生過的原疾病狀態（Welch等，2011； Esserman等，2014）。此外，一些人對精確腫瘤學提出的關注是，它的成功率不及希望或宣傳的結果。這種懷疑應引起真正的關注，尤其是考慮到病人和家庭寄希望於此類治療的前景，以及癌症治療和精確醫學研究的總體成本。
當前癌症研究，篩查和治療的實踐提出了許多問題：我們應如何在癌症研究中分配研究經費？在精確醫學上的投資如何產生預期的收益？什麼時候對疾病風險（而不是疾病本身）進行過度的醫療干預？談論有效的醫療干預到底意味著什麼？過度診斷和過度治療是否會造成嚴重危害，還是僅僅是其他有效策略的不可避免的副產品—治療疾病風險？臨床醫生應該如何就針對病人的新型針對性干預措施的風險和利益進行交流，尤其是在存在利益和傷害的灰色地帶的情況下？標準治療是否（經常）花費過多且獲得癌症治療的機會不公平？
以生物醫學科學的概念和方法進行嚴格檢查至關重要
癌症研究，尤其是對精確醫學的希望和炒作，提供了一個聚焦的視角，通過它可以考慮對生物醫學科學的概念和方法進行嚴格檢查至關重要的問題。就是說，癌症和癌症的科學研究表明了疾病分類，疾病與健康之間的模糊邊界，遺傳本質論的問題，永遠存在的參考分類問題和有希望的解決方案以及不確定性的具體方法等面臨的挑戰。生物醫學中的證據影響著公共衛生領域的司法公正。此外，它還提供了一個案例研究，說明了證據，疾病狀態以及價值和正義問題之間如何深層交織。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作品集參閱JOE書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