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關係將成為21世紀初地緣政治競爭的重頭戲，而這場競爭的方方面面都將牽涉兩國的科學技術實力。美國政壇上下都對美中在科技領域的競賽感到擔憂，許多美國人擔心中國在人工智慧和5G通訊等前沿科技領域已經超越了美國。「中國已經竊奪先機，目前在5G領域處於領先地位。」時任美國司法部長巴爾（William Barr）前不久在司法部一次關於中國的會議上發表主旨演講時這樣表示。哈佛大學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警告稱，在人工智慧領域，中國「有望在未來10年超越美國」。
所謂中國在人工智慧和5G領域佔據優勢的觀點，暴露出對科技的認知欠缺，而這種欠缺極易造成誤判和政策錯誤。要平衡好經濟和國家安全之間的關係，就需要對特定技術有深入了解，而這不僅代表要掌握最新的科技發展情況，還要從根本上了解基本面變化將如何影響這些技術的演變。我們認為，對美國來說，最有效的政策手段是既保持對中國開放，也要嚴格管控某些技術帶來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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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從人工智慧（AI）談起。在這方面，不合時宜的類比導致了政策上的方向性錯誤。哈佛大學的艾利森教授將中國比作「21世紀的沙烏地，擁有新世紀最寶貴的商品」：數據。這個時髦的比喻是指中國龐大的數據源（採自10多億人口，且隱私保護極為有限）賦予中國的巨大優勢。這種觀點認為，中國的機器學習演算法因為能在更大的數據集上進行訓練，因此無論從進化的速度還是強度來看，都比美國的機器學習算法更勝一籌。
這些評判犯了兩個基本錯誤。首先，此數據非彼數據。機器學習仰仗的是專門的數據集，而不是堆積如山的無差別數據點。另一方面，這種觀點忽視了收益遞減規律：無限制地追加數據並不會導致實驗結果無限改善，反而可能削弱其表現。就很多AI任務而言，機器模擬往往比堆積如山的數據更有效。
每當談起要阻止中國獲得哪些AI功能時，人們常常會想到某種特定設備或程式，就像電影《2001太空漫遊》（2001: A Space Odyssey）中無所不能的計算機HAL一樣。但事實上，人工智慧是應用於不同任務的各種程式。幾乎所有人工智慧研究都是公開的，由全球研究人員共同進行。只有極少數用於特殊安全任務的應用程式需要保密，並受出口管制。
除了計算能力之外，推動人工智慧發展的最大驅動力是人才。美國之所以在人工智慧研究領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原因是美國吸引了全世界最優秀的科研人員。如果美國將這些傑出科學家的工作視為國家機密封存起來，或者限制他們招收中國學生，他們的研究進程就會減緩。這樣一來，他們只會把研究轉到其他地方，飛到加拿大可用不了多少時間。為保持領先而對研究成果過度保密，只會快速走向衰落。
美國國內圍繞5G移動網絡的爭論，也凸顯了不了解長期技術發展帶來的危險。近年來，華盛頓當局一直非常擔心使用華為（Huawei）生產的設備可能帶來被刺探甚至遭蓄意破壞的風險。華為公司在全球5G無線接入網絡設備（RAN）市場的佔有率排名第一。有些人因此認為，美國應採取措施瓦解華為，恢復美國在這一市場的主導地位。
在川普政府針對華為展開的圍堵中，只有少數幾個美國最親密的盟友封禁了該公司物美價廉的產品。如果不靠訴諸禁令，而是加強安全措施，華為的風險會不會變得更加可控？有關這個問題的爭論還在繼續。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美國的現行政策從根本上誤解了決定5G競爭力和安全性的因素。
華為第一代5G RAN基站是舊版4G基站的改良版，但速度更快。5G技術的終極場景是根據用戶需求打造一個無處不在的網絡。在使用5G技術後，無論是自動駕駛汽車，還是工業生產管理，再到遠端手術……數以兆計的設備和應用（即所謂的物聯網）都將獲得新的解決方案。但是，真正驅動5G進化的是半導體、軟體系統和雲端計算，在這些領域，處於全球領先地位的是美國，而不是華為，或任何其他中國企業。
美國的外交政策制定者不應該害怕華為，而是要認清楚這家中國公司的現狀：華為現在的情況與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在大型機計算時代享有的主導地位非常相像。IBM龐大的規模、專有的標準和軟體讓競爭對手難以匹敵。直到1970、80年代，由於日本政府採取補貼政策，大力扶持日本電氣（NEC）等新興競爭對手，IBM的主導地位才開始動搖。不過，真正導致IBM及其日本競爭對手衰落的則是網路的興起。網路的透明標準讓許多新公司的產品能夠「即插即用」（plug and play）。而半導體、軟體和桌面計算的蓬勃發展催生了智慧手機應用程式，若要在30年前實現這些功能，成本要高得多。
如今，5G也處在類似的時間節點。新一代的5G技術標準，將使得專門領域的供應商能夠像網路時代的微軟（Microsofts）和英特爾（Intels）等公司那樣，與華為、愛立信（Ericsson）、諾基亞（Nokia）和三星（Samsung）展開競爭。通過雲端計算和軟體加以控制，將削弱通過舊的RAN基礎設施實現的控制，而前者恰恰是美國的優勢所在。引入新一代5G技術標準，需要美國企業採取一致行動，也需要美國政府針對性地予以支持，例如透過採購規定來實現這些新規範。
5G物聯網能夠把成千上萬的設備及軟體供應商與跨越國界的海量數據連接起來。就安全而言，中國會構成重大挑戰，但也只是眾多挑戰之一。我們可以將5G物聯網帶來的挑戰視為當前普遍面臨的網絡安全威脅的升級版。有鑑於此，對5G安全的管理仍需遵循當前網路風險管理的做法。
權衡這些利弊，是那些對底層技術有著深刻了解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工作。如果一項國家安全戰略著眼於消除與中國展開技術接觸的所有風險，那麼注定會失敗。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哪怕是美國的許多盟友也不會切斷與中國技術的聯繫、站在我們這一邊。精通技術的政策制定者必須找到更有效的方式來管理與中國開展技術接觸的風險，同時加強美國的創新生態系統和提升科技競爭力。
（本文作者Susan Shirk教授和Peter Cowhey教授分別是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21世紀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和該校全球政策與戰略學院院長，兩人都是美中科技關係工作組（Working Group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U.S.-China Relations）成員。該工作組最近發表了題為《迎接中國挑戰：美國科技競爭的新戰略》（Meeting the China Challenge: A New American Strategy for Technology Competition）的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