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今年一月擅長以影像紀錄白色恐怖的陳孟和辭世後，最近又一位政治受難前輩―綠島醫生蘇友鵬離開了。
過去，台灣沒有人權，只有人權侵害的斑斑血淚史。在那個反共至上、處處是禁忌的年代，任何可能跟「紅色」沾上邊的，都不免遭殃，或坐穿牢底，或橫屍法場。蘇友鵬就是典型的案例。
一九二六年出生於台南市、向來名列前茅的他，從台南二中畢業後，考取台北帝大預科理科醫類。戰後，他曾滿腔熱血參加迎接祖國的活動，但不久即因國民黨政府的惡政大失所望。大三時爆發二二八事件，他參與了台大學長郭琇琮組織的「台灣學生聯盟」，計劃於三月五日凌晨偕同烏來泰雅族攻取台北市軍警憲武裝據點，惟因原住民沒照約定會合，郭琇琮遂宣佈行動中止。
一九四九年從醫學院畢業後，進入台大醫院耳鼻喉科，擔任住院醫師。不料隔年五月十三日，他與許強、胡鑫麟、胡寶珍一同於台大醫院院長室被強行帶走。後來才知道，他涉入了「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台北市工作委員會案」。這個案子的領頭郭琇琮，是「台北市工委會」書記，於一九四七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吸收許強、吳思漢等人入黨，並直接領導台大醫院支部，而支部負責人就是許強。
不過，蘇醫師強調，「我和許強主任他們的組織，根本一點關係都沒有…雖然他會拿一些書給我讀，但是我們之間並沒有正式的思想討論；後來，他也推薦我參加組織，並且要我寫自傳，但是我太忙了…」，至於他們是不是跟郭琇琮有關，「我就不清楚了」。
他研判是台南同鄉王耀勳的關係，讓他扯入這個案件。因為他曾通過王耀勳接觸不少中國三○年代的左派禁書。「我被捕之前，王耀勳就已經被逮捕了，而且從他的言論中，我知道他可能有參與地下黨的工作」，他感慨地說，「如果說我當時有什麼組織的話，大概就是這個『讀書會』而已」。而在西裝外套內被搜出的一小冊魯迅《狂人日記》，就成了後來入他於「叛亂罪」的唯一物證！
在保密局他只被問了一次口供：「讀書會念了什麼書？有沒有活動？誰吸收你？」他回答：「只有看書，沒有人吸收我。」之後，沒有看到口供，在軍法處也沒有開庭，更沒有讓他與王耀勳對質，即以「參加叛亂組織」的罪名，草草被判刑十年，褫奪公權五年。
在綠島服刑期間，除了小提琴伴他渡過鐵窗內的漫漫長夜以外，他也不忘懸壺濟世，與胡鑫麟、王荊樹、林恩魁等政治犯醫師組織醫療團隊，在醫務所替官兵、新生們看病。林恩魁回憶說，「我為難友開過四次盲腸和其他外科手術。手術由我主刀，第一助手為王荊樹，第二助手為蘇友鵬，第三助手為胡寶珍……難友自己美言中的第一流獄中診所就這樣運作起來。其實充其量只是一個克難手術室」。刑滿出獄後他重返杏林，在台北鐵路醫院耳鼻喉科任職，退休後在廈門街開業。二○一○年被選為「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進會」理事長。
筆者因緣參加「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進會」定期舉辦的慶生會多年，對爽朗的蘇醫師每次領唱生日快樂歌時聲音嘹亮、中氣十足的表現，印象深刻。蘇醫師曾說，「我們活在一個荒謬、荒唐的時代！」他企盼蔡政府落實轉型正義，彌補過往政府造成的傷痛。可以想見，這也是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受難前輩及其家屬們共同的心聲。只可惜，他還來不及等到，就先悄悄地闔上了雙眼。
對垂垂老矣的受難前輩來說，時間無疑是最大的敵人。落實轉型正義是蔡總統選前的五大政見之一，執政至今固然不是沒有建樹，但除了不當黨產的處理稍有成績以外，包括還原並公布司法不法事件的歷史真相、識別加害者並追究其責任、回復並賠償受難者或其家屬名譽和損失等等，卻還是原地踏步。
責任追究方面，不要說那些特務、審判官、檢察官等「幫凶」沒被清算了，就連最該負責任的那位「元凶」，他偌大堂皇的紀念建築現今仍屹立不搖。即便今年適逢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暨解嚴三十週年，文化部也只是宣佈蔣中正商品下架、停播蔣公紀念歌，顯然搔不到癢處。而上述這些轉型工程的啟動，都有賴延宕已久的「促轉條例」能在立法院盡速通過。
今年二二八蔡總統「希望促轉條例在本會期可以通過立法」的談話言猶在耳，上個會期已經確定跳票，萬望這個會期執政者真的信守承諾，莫讓下一位受難前輩，在生命走到盡頭時，還徒留一絲遺憾。
訂於十月七日（星期六）下午一點三十分在台北市中山南路濟南教會舉行追思禮拜。
「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進會」聯繫電話：(02)2305-2671
＊作者為台北市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