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年起，因為亞非動亂，大批難民逃往歐洲，許多歐洲國家社會受到衝擊，形成排外性的民粹主義。二○一六年英國脫歐，美國川普當選總統，這些事件加上歐洲難民危機，形成巨大的「反全球化」風潮。因為全球化是「新古典自由經濟理論」的一環，所以反全球化所代表的反新古典自由經濟，或是近乎民粹式的保護主義，自然就成為當紅。
早在二○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 Stiglitz）就曾經撰寫《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其內容差不多就是以「反傅利曼所代表的芝加哥學派經濟學」為主軸。史迪格里茲論述精彩，但是在「反全球化」當紅之後，有些在後面搖旗吶喊的小嘍囉，就有點胡說八道了。新古典主義所主張的自由市場論確實是需要批判，但是不能瞎批判。對資本主義胡亂開藥方，不但無法健全民主，卻可能「反誤了自己性命」。以下，我就以《富國糖衣》與《資本主義沒有告訴你的23件事》為例，把一些道理講清楚。
從經濟歷史切入批判
這兩本書的作者張夏準，其專業偏經濟史，對於近三百年歷史上的經濟發展事件與經濟思想流派非常熟悉，因此他經常用「兩組歷史事件呼應比對法」，去凸顯新古典理論之非。例如，美國自獨立革命以降百餘年，都執行產業保護政策，美國今日也國力強大，張夏準以此推論：「可見產業保護未必不好」。台灣與韓國一九六○年代識字率分別不如菲律賓與阿根廷，但是台、韓其後三十年的經濟發展嚇嚇叫，把高教育水平的菲律賓與阿根廷給比下去了，可見「更多教育未必能讓國家富裕」。
此外，台灣、韓國與新加坡經濟發展初期政府都有大力介入，後來他們成為亞洲四小龍，可見「政府介入產業未必是壞事」。拉丁美洲若干國家在X時期實施新古典自由主義，Y時期實施保護與干預，而X時期成長率反而比Y時期低，可見「新古典自由經濟未必有利經濟成長」。二○○八金融海嘯當然是新古典自由派放鬆管制闖的禍，可見「金融市場未必能完全自由」。中國最近二十幾年突飛猛進的經濟成長，當然也是可見「歐美自由資本主義未必全然正確」的鐵證。
這些例子，充斥在這兩本書的章節，大概就是其論述的主軸。但是我既不同意他的論述，也不認為他提供了完整的說理，更不認為他的著作值得年輕朋友閱讀。張教授批評新古典自由經濟的若干缺點，我都同意。但是我認為他推理錯亂。這樣的論述能夠說服一部分外行人，但是可能產生的後座力也不小，會誤導社會對自由市場缺陷的理解。台灣讀者千萬不能誤信其謬論。
傅利曼所開創的「自由主義」科普論述
以傅利曼領軍的新古典自由主義思想，我在三十年前也頗受其吸引。那個時候，自己才是剛拿博士的幼齒學者，思想還不成熟，後來逐步摸索，直到接觸到完整的政治哲學，廣泛閱讀近百本大塊頭書之後，才逐漸進階「無惑」。在初始階段，我只是知道「有許多反例與新古典理論牴觸」，這些反例與前述張夏準所提頗為相似。
但是我要提醒一般讀者注意一些陷阱：一、有些反例的文字敘述聽之合理，卻可能經不起稍微嚴謹的邏輯挑戰。若是如此，則即使論述一時有蠱惑眾人之效，但是難以持久。二、即使例子中的論述經得起細密邏輯檢證，但是「一個例子畢竟只是一個例子」，離一般性推論還有些距離。準此，我們希望「例子之後」的推論能更一般化，能夠使讀者得到更大的啟發。如果沒有達到這樣的水準，只是說了許多「未必」的負面結論，偏偏就沒有正面歸納，那麼說服力就打折了。
讓我舉幾個錯誤推理的類型，逐一解析。
首先，分析現象不能只看單一因素，不討論其他的環境背景。例如，如果我們發現拉丁美洲有些國家（稱為A）在某些時期採行芝加哥學派的新古典自由主義做法，開放市場，減少政府角色。我們也找到另一組「不採行新古典自由主義做法」的國家組（稱為B）。由於B組的經濟成長比A組好，於是就跳到結論：「你看吧，新古典自由主義未必好吧！」
但是這樣的推論當然是有問題的，A與B除了採行經濟政策的差別之外，還有軍閥干政、國際壓力、政治穩定、外債爛攤、國際油價、國內社群等諸多因素的糾葛。我們若只拿一堆變數中的一個變數做斷首斷尾的分析，邏輯漏洞碗口一樣大，這樣哪裡有說服力？
分組對照比較，不能忽略環境
其次，許多人經常用「踢走梯子」描述已開發國家。例如，美國早年都是「借用」（盜用）英國技術的、都是保護本國產業的，但是等到美國自己領先之後，就希望後進國家尊重智慧財產權（停止借用，或是借用要付費），以及要求別的國家停止政府補貼企業。論者認為美國是「爬上高牆之後就把梯子踢開」，故意阻礙後進國家，用心歹毒。
但是，這樣把相隔一百多年的事例兩相比較，完全忽略了時代的改變，欠缺說服力。一百多年前，許多國家還沒有智慧財產權法；或是即使有法律，也還沒有深植人心，那個時候當然是「天下技術一大抄」。可是一百多年後的今天，道德觀念有了很大的改變。現在希望尊重智慧財產權，一方面固然有智財先進國家的自利私心，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現代社會對人類創意的尊重。我不買盜版軟體，不是因為我愛新古典自由主義，而是因為我尊重原創人。這與梯子不梯子沒有關係。
再舉個極端的例子，說理就更清楚：一百多年前絕大多數美國人都還蓄奴，全世界都虐待童工。如今先進國家主張人人平等、不要蓄奴、不要用童工，難道這也算「踢走梯子」？難道我們可以主張：「喂！你們自己以前也蓄奴啊，所以台灣蓄奴也可以啊！」學者如果只是責怪英美強權踢走梯子，但是沒有分辨哪些是社會進步後的道德提升，哪些根本不是單純的「梯子」，則這種論證一定說不清楚，也弱化了說服力。
政府補貼千百種，究竟哪一種不合理？
中國的經濟學家也常說，英美強權以前也有政府補貼，也鮮少產業補貼規範，現在憑什麼反對別國的政府補貼、要求別國政府做產業補貼規範？但是這個論述太單薄，對於千萬種政府補貼與政策沒有進一步的區辨力。這就是我前文提到的，只有負面「未必」，沒有正面延伸。
歐亞各國對陸地農業補貼，通常是源於農業選民的壓力；他們的政客不依順，根本就會失去政權。瑞士國會議員有七○％以上是農民出身，瑞士行政官員有什麼膽子停止補貼農業？亞非諸小國對漁業濫捕很少干涉，有一部分是因為這些國家根本沒有海巡能量；這不是故意不規範產業，而是沒有辦法實施規範。中國大陸對「中國製造2025」補貼，是因為要在高科技產業超英趕美，有需求面網路經濟（network economy）的戰略考量。韓國對鍊鋼廠補貼，是為了填補初期的開辦成本，有成本面的報酬遞增（increasing return）考量。補貼千百種，究竟什麼可以什麼不可以？我們既然要分析補貼，就應該要提出分辨解析的準則，不能只是起鬨，用諸多「未必」矇混說理。
中國若干學者批評美國對科研的補貼，認為那是他們高科技產業有競爭力的原因之一。這個論點又似是而非。民主國家的政府補貼，對於中小企業研發比較寬鬆，但是對於大型企業，就只能補助「不涉及特定事業利益」的科技研發，而且經費只能撥付大學等科研機構。如果有政府補貼涉及特定事業利益，那就是圖利他人，是貪汙舞弊行為。我任國科會主委兩年多，如果曾經補助特定事業，早就進土城看守所了。中國學者的批評，顯示其對於民主政治下的科研補助政策了解錯誤。
補助科研，不是新古典自由主義
那麼為什麼民主國家要特別制定「不針對特定事業」的科技研發補助法規呢？那是因為：科技研發具有外溢效果、重尾（heavy-tailed）回報、穩定投入的特性，一般市場機制根本沒有誘因支持科技研發，所以科研是最典型值得國家介入的領域，各國遂皆有類似「科學研究基金」的設置。這些理論，文獻上早已是定論。
綜合而言，一般產品的軸線，是「由工廠到市場」，全世界政府在WTO的規範下都同意：「出了工廠之後，不要再有政府補貼，讓市場公平競爭」。但是對於科技產業，他們的產品軸線應該是「由實驗室到工廠，再由工廠到市場」。政府可以介入補貼的，是「從實驗室到不特定工廠之間」這一段。究竟政府在實驗室到工廠之間該有什麼補貼規範，其實在學理上還沒有定論。但是無論如何，先進國家補助科研並沒有理虧，政府補貼科研並不是資本主義的缺陷，我們沒有胡亂批評的道理。
《富國糖衣》與《資本主義沒有告訴你的23件事》的作者張教授生於長於韓國，對於韓國經濟知之甚詳。他在書中非常自豪韓國政府排除眾議，強推大鍊鋼業、汽車製造業的績效，認為那些是政府介入經濟運作的「成功」實例。同樣的邏輯，或許他也會認為中國的阿里巴巴、華為等也是成功案例。
韓國產業，算是「成功」嗎？
但是，什麼算是「成功」呢？如果當初韓國選擇發展的是鍊鋁業而不是鍊鋼業，如今會不會「更成功」？政府全力補貼投入一家工廠，別的國家沒有這麼做，只要沒有貪汙舞弊，大概很難不成功吧？如果有ABCDE五個產業政府可以全力投入，為什麼後來選擇E，而非ABCD？這是一個產業選擇問題。在資本主義自由市場中，資源流向哪個產業大概是「利潤導向」決定的，外界對於純粹利潤考量批評不少；但是在政治場域，產業選擇八成是政治人物裙帶決定的，或是在於政治領袖一個人的判斷。這兩種決策模式都有缺點，若說韓國鋼鐵業的選擇是成功的，其實是欠缺判準的。
韓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以「集團軍作戰」為特色，鋼鐵、汽車、半導體、家電皆如此。台灣曾經想模仿這樣的集團軍模式，但是橘逾淮為枳，我們學不像。集團軍模式發展下去，一定會出現超級大財團、財閥，不但集團領導富可敵國、頤指氣使，而且勞工權益、公民制衡等力量都受到壓抑。台灣沒辦法走韓國產業發展模式，其實是因為社會力的牽制。
《天下雜誌》曾經有幾次報導韓國財閥經濟下年輕人的苦悶與挫敗感，看起來比台灣嚴重許多。此外，韓國的所得分配不平均，也比台灣嚴重。台灣公民社會頗有規模，能夠擋下若干政府的產業規畫。所以，韓國在成功產業的背後，也有另一掛伴隨的社會問題。要論述「韓國汽車產業成功」，應該要比較整體面向吧？總不能只看「一將功成」，不看背後的「萬骨枯」吧？
民主與經濟發展，是同一位階嗎？
也有人認為新加坡淡馬錫是成功的國家介入產業，我有強烈的不同意見。淡馬錫是一個主權基金，全世界只有兩類國家能運作主權基金：或是非常民主的國家，一切細節都透明且上軌道，如挪威；或是非常不民主的國家，沒有東西透明，任何人質疑任何細節也沒有用，如中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淡馬錫的CEO是總理李顯龍的夫人（Errrr），這樣的安排，本身就是一個民主制度的重大失敗。所以，什麼叫作「成功」？台灣有些人老是學別人，也想推主權基金，這是腦筋不清楚的胡亂政策建議。台灣可以學習挪威的民主，但是不能學新加坡或是中國的所謂「民主」。
最後，我也要評論一下社會科學背後的整體價值觀。在《富國糖衣》的一章中，作者質疑「民主是否能促進經濟發展？」他認為，「經濟發展會帶來民主」才是比較正確的推論。這樣的評論，幾近癡人囈語。「經濟發展」未必走向民主，最近二十年的中國已為著例；中國不但沒有走向民主，而且越來越走回頭路，極權而恐怖。在理論層次的民主與經濟發展之辨，我比較同意艾塞默魯與羅賓森（A&R）「民主與經濟發展互為依存」的論述。艾塞默魯因為這些研究而拿到美國經濟學會克拉克獎，他的諸多著名論文，非常值得參考。
就概念而言，「在自由民主的環境下讓人有機會自我實踐」，這是人本主義的基本價值與目標。沈恩（Amartya Sen）依此推論，而有「為了實踐自由而經濟發展」（development for freedom）的名句。簡單地說，經濟發展是手段，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與自我實踐是目的。把經濟發展與民主放在同一個位階相比，這是令人失望的論點。
總之，台灣的資本主義社會確實有不少毛病，它會侵蝕我們的民主根基，需要做些調整。但是，我們在做政策建議之前，先要搞清楚病因病理，不能胡說八道地瞎起鬨！
流行歌曲與藝術歌曲的分配比重
張夏準對資本主義的批評雖然水準普普，但國外還是有一些不錯的書評，大都是「淺顯易懂」、「文筆優美」、「平易近人」之類。唯一的經濟學專家史迪格里茲的評論卻是「充滿智慧、活力，以及具有爭議性的著作」。依我們學界的慣例以及我對史迪格里茲的了解，「具爭議性」是個關鍵字，我們必須理解其言外之意。史迪格里茲本人也寫過不少經濟學的科普，我曾經評論過的A&R、克里斯汀生（Clayton Christensen）、羅斯等人，都有科普寫作。我對於這些著作，都給予高度評價；他們的寫作絕對「不具爭議性」。
所謂科普，就是把科學知識普及化。寫科普的先決條件之一是「本科知識一定要精準掌握」，之二是「論述可以簡化但是不能扭曲」。所以科普像是給專業知識非本行的人或時間有限的人，提供摘要彙整。這是不容易的工作，需要功力。
如果把正宗學術研究類比為唱藝術歌曲、歌劇，那麼寫科普就是唱流行歌曲。多明哥（Placido Domingo）唱了幾十年歌劇，聲樂基本功深厚，然後才與丹佛（John Denver）唱 “Perhaps Love”、與另外兩位男高音到世界盃足球大賽獻藝。所以本與末，是不能倒置的。有些人喜歡胡亂做財經政策建議，有些官員政客居然也胡亂接受。我給這些人的建議是：「要多做基本功，功力不到，不要亂唱流行歌曲」。批判或修正資本主義的論述，絕對不是街頭賣藝，要有理論基礎，否則不但不能健全民主，反而會傷害之。
＊作者為美國密西根大學經濟學博士，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中研院副院長、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行政院政務委員、國家科學委員會主委、我國駐世界貿易組織（WTO）常任代表等職。2010年獲選第三世界科學院（TWAS）院士。2017年復獲選美國國家科學院（NAS）海外院士，是亞洲第一位獲選的社會科學研究者。本文選自作者新著《維尼、跳虎與台灣民主》（印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