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敬一專文:不要被張夏準誤導了

2021-01-19 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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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南韓偶像團體防彈少年團(BTS)演唱會畫面。(取自bangtan.officia臉書)

圖為南韓偶像團體防彈少年團(BTS)演唱會畫面。(取自bangtan.officia臉書)

二○一○年起,因為亞非動亂,大批難民逃往歐洲,許多歐洲國家社會受到衝擊,形成排外性的民粹主義。二○一六年英國脫歐,美國川普當選總統,這些事件加上歐洲難民危機,形成巨大的「反全球化」風潮。因為全球化是「新古典自由經濟理論」的一環,所以反全球化所代表的反新古典自由經濟,或是近乎民粹式的保護主義,自然就成為當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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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二○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 Stiglitz)就曾經撰寫《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其內容差不多就是以「反傅利曼所代表的芝加哥學派經濟學」為主軸。史迪格里茲論述精彩,但是在「反全球化」當紅之後,有些在後面搖旗吶喊的小嘍囉,就有點胡說八道了。新古典主義所主張的自由市場論確實是需要批判,但是不能瞎批判。對資本主義胡亂開藥方,不但無法健全民主,卻可能「反誤了自己性命」。以下,我就以《富國糖衣》《資本主義沒有告訴你的23件事》為例,把一些道理講清楚。

從經濟歷史切入批判

這兩本書的作者張夏準,其專業偏經濟史,對於近三百年歷史上的經濟發展事件與經濟思想流派非常熟悉,因此他經常用「兩組歷史事件呼應比對法」,去凸顯新古典理論之非。例如,美國自獨立革命以降百餘年,都執行產業保護政策,美國今日也國力強大,張夏準以此推論:「可見產業保護未必不好」。台灣與韓國一九六○年代識字率分別不如菲律賓與阿根廷,但是台、韓其後三十年的經濟發展嚇嚇叫,把高教育水平的菲律賓與阿根廷給比下去了,可見「更多教育未必能讓國家富裕」。

此外,台灣、韓國與新加坡經濟發展初期政府都有大力介入,後來他們成為亞洲四小龍,可見「政府介入產業未必是壞事」。拉丁美洲若干國家在X時期實施新古典自由主義,Y時期實施保護與干預,而X時期成長率反而比Y時期低,可見「新古典自由經濟未必有利經濟成長」。二○○八金融海嘯當然是新古典自由派放鬆管制闖的禍,可見「金融市場未必能完全自由」。中國最近二十幾年突飛猛進的經濟成長,當然也是可見「歐美自由資本主義未必全然正確」的鐵證。

這些例子,充斥在這兩本書的章節,大概就是其論述的主軸。但是我既不同意他的論述,也不認為他提供了完整的說理,更不認為他的著作值得年輕朋友閱讀。張教授批評新古典自由經濟的若干缺點,我都同意。但是我認為他推理錯亂。這樣的論述能夠說服一部分外行人,但是可能產生的後座力也不小,會誤導社會對自由市場缺陷的理解。台灣讀者千萬不能誤信其謬論。

傅利曼所開創的「自由主義」科普論述

以傅利曼領軍的新古典自由主義思想,我在三十年前也頗受其吸引。那個時候,自己才是剛拿博士的幼齒學者,思想還不成熟,後來逐步摸索,直到接觸到完整的政治哲學,廣泛閱讀近百本大塊頭書之後,才逐漸進階「無惑」。在初始階段,我只是知道「有許多反例與新古典理論牴觸」,這些反例與前述張夏準所提頗為相似。

但是我要提醒一般讀者注意一些陷阱:一、有些反例的文字敘述聽之合理,卻可能經不起稍微嚴謹的邏輯挑戰。若是如此,則即使論述一時有蠱惑眾人之效,但是難以持久。二、即使例子中的論述經得起細密邏輯檢證,但是「一個例子畢竟只是一個例子」,離一般性推論還有些距離。準此,我們希望「例子之後」的推論能更一般化,能夠使讀者得到更大的啟發。如果沒有達到這樣的水準,只是說了許多「未必」的負面結論,偏偏就沒有正面歸納,那麼說服力就打折了。

讓我舉幾個錯誤推理的類型,逐一解析。

首先,分析現象不能只看單一因素,不討論其他的環境背景。例如,如果我們發現拉丁美洲有些國家(稱為A)在某些時期採行芝加哥學派的新古典自由主義做法,開放市場,減少政府角色。我們也找到另一組「不採行新古典自由主義做法」的國家組(稱為B)。由於B組的經濟成長比A組好,於是就跳到結論:「你看吧,新古典自由主義未必好吧!」

但是這樣的推論當然是有問題的,A與B除了採行經濟政策的差別之外,還有軍閥干政、國際壓力、政治穩定、外債爛攤、國際油價、國內社群等諸多因素的糾葛。我們若只拿一堆變數中的一個變數做斷首斷尾的分析,邏輯漏洞碗口一樣大,這樣哪裡有說服力?

韓國學者張夏準與其著作《資本主義沒有告訴你的23件事》(天下出版)
韓國學者張夏準與其著作《資本主義沒有告訴你的23件事》(天下出版)

分組對照比較,不能忽略環境

其次,許多人經常用「踢走梯子」描述已開發國家。例如,美國早年都是「借用」(盜用)英國技術的、都是保護本國產業的,但是等到美國自己領先之後,就希望後進國家尊重智慧財產權(停止借用,或是借用要付費),以及要求別的國家停止政府補貼企業。論者認為美國是「爬上高牆之後就把梯子踢開」,故意阻礙後進國家,用心歹毒。

但是,這樣把相隔一百多年的事例兩相比較,完全忽略了時代的改變,欠缺說服力。一百多年前,許多國家還沒有智慧財產權法;或是即使有法律,也還沒有深植人心,那個時候當然是「天下技術一大抄」。可是一百多年後的今天,道德觀念有了很大的改變。現在希望尊重智慧財產權,一方面固然有智財先進國家的自利私心,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現代社會對人類創意的尊重。我不買盜版軟體,不是因為我愛新古典自由主義,而是因為我尊重原創人。這與梯子不梯子沒有關係。

再舉個極端的例子,說理就更清楚:一百多年前絕大多數美國人都還蓄奴,全世界都虐待童工。如今先進國家主張人人平等、不要蓄奴、不要用童工,難道這也算「踢走梯子」?難道我們可以主張:「喂!你們自己以前也蓄奴啊,所以台灣蓄奴也可以啊!」學者如果只是責怪英美強權踢走梯子,但是沒有分辨哪些是社會進步後的道德提升,哪些根本不是單純的「梯子」,則這種論證一定說不清楚,也弱化了說服力。

政府補貼千百種,究竟哪一種不合理?

中國的經濟學家也常說,英美強權以前也有政府補貼,也鮮少產業補貼規範,現在憑什麼反對別國的政府補貼、要求別國政府做產業補貼規範?但是這個論述太單薄,對於千萬種政府補貼與政策沒有進一步的區辨力。這就是我前文提到的,只有負面「未必」,沒有正面延伸。

歐亞各國對陸地農業補貼,通常是源於農業選民的壓力;他們的政客不依順,根本就會失去政權。瑞士國會議員有七○%以上是農民出身,瑞士行政官員有什麼膽子停止補貼農業?亞非諸小國對漁業濫捕很少干涉,有一部分是因為這些國家根本沒有海巡能量;這不是故意不規範產業,而是沒有辦法實施規範。中國大陸對「中國製造2025」補貼,是因為要在高科技產業超英趕美,有需求面網路經濟(network economy)的戰略考量。韓國對鍊鋼廠補貼,是為了填補初期的開辦成本,有成本面的報酬遞增(increasing return)考量。補貼千百種,究竟什麼可以什麼不可以?我們既然要分析補貼,就應該要提出分辨解析的準則,不能只是起鬨,用諸多「未必」矇混說理。

中國若干學者批評美國對科研的補貼,認為那是他們高科技產業有競爭力的原因之一。這個論點又似是而非。民主國家的政府補貼,對於中小企業研發比較寬鬆,但是對於大型企業,就只能補助「不涉及特定事業利益」的科技研發,而且經費只能撥付大學等科研機構。如果有政府補貼涉及特定事業利益,那就是圖利他人,是貪汙舞弊行為。我任國科會主委兩年多,如果曾經補助特定事業,早就進土城看守所了。中國學者的批評,顯示其對於民主政治下的科研補助政策了解錯誤。

補助科研,不是新古典自由主義

那麼為什麼民主國家要特別制定「不針對特定事業」的科技研發補助法規呢?那是因為:科技研發具有外溢效果、重尾(heavy-tailed)回報、穩定投入的特性,一般市場機制根本沒有誘因支持科技研發,所以科研是最典型值得國家介入的領域,各國遂皆有類似「科學研究基金」的設置。這些理論,文獻上早已是定論。

綜合而言,一般產品的軸線,是「由工廠到市場」,全世界政府在WTO的規範下都同意:「出了工廠之後,不要再有政府補貼,讓市場公平競爭」。但是對於科技產業,他們的產品軸線應該是「由實驗室到工廠,再由工廠到市場」。政府可以介入補貼的,是「從實驗室到不特定工廠之間」這一段。究竟政府在實驗室到工廠之間該有什麼補貼規範,其實在學理上還沒有定論。但是無論如何,先進國家補助科研並沒有理虧,政府補貼科研並不是資本主義的缺陷,我們沒有胡亂批評的道理。

《富國糖衣》與《資本主義沒有告訴你的23件事》的作者張教授生於長於韓國,對於韓國經濟知之甚詳。他在書中非常自豪韓國政府排除眾議,強推大鍊鋼業、汽車製造業的績效,認為那些是政府介入經濟運作的「成功」實例。同樣的邏輯,或許他也會認為中國的阿里巴巴、華為等也是成功案例。

南韓首爾市政廳的巨幅新冠病毒宣導海報,街上的市民則大多戴著口罩。(美聯社)
南韓首爾市政廳。(美聯社)

韓國產業,算是「成功」嗎?

但是,什麼算是「成功」呢?如果當初韓國選擇發展的是鍊鋁業而不是鍊鋼業,如今會不會「更成功」?政府全力補貼投入一家工廠,別的國家沒有這麼做,只要沒有貪汙舞弊,大概很難不成功吧?如果有ABCDE五個產業政府可以全力投入,為什麼後來選擇E,而非ABCD?這是一個產業選擇問題。在資本主義自由市場中,資源流向哪個產業大概是「利潤導向」決定的,外界對於純粹利潤考量批評不少;但是在政治場域,產業選擇八成是政治人物裙帶決定的,或是在於政治領袖一個人的判斷。這兩種決策模式都有缺點,若說韓國鋼鐵業的選擇是成功的,其實是欠缺判準的。

韓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以「集團軍作戰」為特色,鋼鐵、汽車、半導體、家電皆如此。台灣曾經想模仿這樣的集團軍模式,但是橘逾淮為枳,我們學不像。集團軍模式發展下去,一定會出現超級大財團、財閥,不但集團領導富可敵國、頤指氣使,而且勞工權益、公民制衡等力量都受到壓抑。台灣沒辦法走韓國產業發展模式,其實是因為社會力的牽制。

《天下雜誌》曾經有幾次報導韓國財閥經濟下年輕人的苦悶與挫敗感,看起來比台灣嚴重許多。此外,韓國的所得分配不平均,也比台灣嚴重。台灣公民社會頗有規模,能夠擋下若干政府的產業規畫。所以,韓國在成功產業的背後,也有另一掛伴隨的社會問題。要論述「韓國汽車產業成功」,應該要比較整體面向吧?總不能只看「一將功成」,不看背後的「萬骨枯」吧?

民主與經濟發展,是同一位階嗎?

也有人認為新加坡淡馬錫是成功的國家介入產業,我有強烈的不同意見。淡馬錫是一個主權基金,全世界只有兩類國家能運作主權基金:或是非常民主的國家,一切細節都透明且上軌道,如挪威;或是非常不民主的國家,沒有東西透明,任何人質疑任何細節也沒有用,如中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淡馬錫的CEO是總理李顯龍的夫人(Errrr),這樣的安排,本身就是一個民主制度的重大失敗。所以,什麼叫作「成功」?台灣有些人老是學別人,也想推主權基金,這是腦筋不清楚的胡亂政策建議。台灣可以學習挪威的民主,但是不能學新加坡或是中國的所謂「民主」。

最後,我也要評論一下社會科學背後的整體價值觀。在《富國糖衣》的一章中,作者質疑「民主是否能促進經濟發展?」他認為,「經濟發展會帶來民主」才是比較正確的推論。這樣的評論,幾近癡人囈語。「經濟發展」未必走向民主,最近二十年的中國已為著例;中國不但沒有走向民主,而且越來越走回頭路,極權而恐怖。在理論層次的民主與經濟發展之辨,我比較同意艾塞默魯與羅賓森(A&R)「民主與經濟發展互為依存」的論述。艾塞默魯因為這些研究而拿到美國經濟學會克拉克獎,他的諸多著名論文,非常值得參考。

就概念而言,「在自由民主的環境下讓人有機會自我實踐」,這是人本主義的基本價值與目標。沈恩(Amartya Sen)依此推論,而有「為了實踐自由而經濟發展」(development for freedom)的名句。簡單地說,經濟發展是手段,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與自我實踐是目的。把經濟發展與民主放在同一個位階相比,這是令人失望的論點。

總之,台灣的資本主義社會確實有不少毛病,它會侵蝕我們的民主根基,需要做些調整。但是,我們在做政策建議之前,先要搞清楚病因病理,不能胡說八道地瞎起鬨!

流行歌曲與藝術歌曲的分配比重

張夏準對資本主義的批評雖然水準普普,但國外還是有一些不錯的書評,大都是「淺顯易懂」、「文筆優美」、「平易近人」之類。唯一的經濟學專家史迪格里茲的評論卻是「充滿智慧、活力,以及具有爭議性的著作」。依我們學界的慣例以及我對史迪格里茲的了解,「具爭議性」是個關鍵字,我們必須理解其言外之意。史迪格里茲本人也寫過不少經濟學的科普,我曾經評論過的A&R、克里斯汀生(Clayton Christensen)、羅斯等人,都有科普寫作。我對於這些著作,都給予高度評價;他們的寫作絕對「不具爭議性」。

所謂科普,就是把科學知識普及化。寫科普的先決條件之一是「本科知識一定要精準掌握」,之二是「論述可以簡化但是不能扭曲」。所以科普像是給專業知識非本行的人或時間有限的人,提供摘要彙整。這是不容易的工作,需要功力。

如果把正宗學術研究類比為唱藝術歌曲、歌劇,那麼寫科普就是唱流行歌曲。多明哥(Placido Domingo)唱了幾十年歌劇,聲樂基本功深厚,然後才與丹佛(John Denver)唱 “Perhaps Love”、與另外兩位男高音到世界盃足球大賽獻藝。所以本與末,是不能倒置的。有些人喜歡胡亂做財經政策建議,有些官員政客居然也胡亂接受。我給這些人的建議是:「要多做基本功,功力不到,不要亂唱流行歌曲」。批判或修正資本主義的論述,絕對不是街頭賣藝,要有理論基礎,否則不但不能健全民主,反而會傷害之。

中研院士、前WTO常任代表朱敬一新著《維尼、跳虎與台灣民主》(印刻)
中研院士、前WTO常任代表朱敬一新著《維尼、跳虎與台灣民主》(印刻)

*作者為美國密西根大學經濟學博士,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中研院副院長、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行政院政務委員、國家科學委員會主委、我國駐世界貿易組織(WTO)常任代表等職。2010年獲選第三世界科學院(TWAS)院士。2017年復獲選美國國家科學院(NAS)海外院士,是亞洲第一位獲選的社會科學研究者。本文選自作者新著《維尼、跳虎與台灣民主》(印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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